1978年下半年，教育界也和其他战线一样都在拨乱反正，清除“四人帮”的流毒，恢复教育秩序。当时我担任华东师大一附中副校长，分管学生德育工作。在一次学校班主任会议上，我向大家布置了一大堆德育工作。有一个班主任冷不丁说：“这些要求根本实施不了。现在的学生不比文革前，很难教育。不信，你来教教看。”该教师也许是无意将了我一军，而我却陷入了深思。当时学校思想教育是遇到了空前的挑战，老办法不好用，新办法不会用，硬办法不能用，软办法不顶用。时代不同了，学生变了，教育方法也要随之改变。我想，我如果不能取得新时期班主任工作经验，就无法领导学校德育工作。经党支部和校长同意，我决定选择一个基础最差的高一理科4班兼任班主任。当然，这样一来我既要抓一个班的工作，同时又要管全校的学生德育、体育和课外活动，工作量必然大量增加，但我义无反顾。
我首先对该班开展全面调研，找前任班主任和所有任课教师访谈，与每一个学生谈了心，并走访了每个学生家庭，广泛听取家长的意见和建议。我参加学生的各项活动，与他们打成一片。我了解到该班高一第一学期，参加全市理科班统测，与全市平均分比较，数学差5.3分，物理差12.4分，化学差11.2分。这固然与学校分班时，将高分的学生集中在前面3个班，教师配备也不均衡有关，但根本原因是学生学习目的不明确，学习动力不足，方法也不正确，学风不端正。我一方面请教导处适当调整任课教师；一方面指导学生改进学习方法，端正学习态度，培养良好学习习惯。我组织学生开展了许多学习活动，使班级学风认真踏实起来。同时，我大力加强思想教育，组织学生学时事形势，学英雄、学先烈，参观工厂、大学、科研单位，同科学家、工程师以及先进工人座谈，帮助学生明确学习的意义，将个人的学习与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没联系起来。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班级学习成绩显著提高，毕业时(二年制)高考各门课总分仅与最好班级差1分，名列年级第二。班级也被虹口区团委表彰为“先进团支部”。
经过调研和教育实践，我发现当时理科班学生具有以下特点：一、要求进步，尊重事实，但厌倦政治运动，忽视政治理论；二、关心国家大事，向往“四化”未来，但不满现状，要求过高；三、思想活跃，独立思考，但观点混乱，个别的怀疑动摇；四、学习努力，但多数人缺乏理想，人生观模糊；五、遵纪守法，能抵制“污染”，但道德水准不高。我当时称他们为“思考的一代”。
记得那是1979年底的一天傍晚，我和住常一样，从校长室向教学楼三楼高二〔4〕班教室走去，只见小孟一个人在阳台上拿着一本外语书在沉思。我问她为什么不回家？她说：“我想想一个人活着没有意思。” 这突然的回答，使我非常惊奇。我问：“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的？” 她说：“整天读书、吃饭、睡觉，没有劲。” 还说：“现在用功读书就是为了考大学，考进了大学又是为了什么呢？有人认为考大学就是为了舒适的工作，优厚的待遇，美满的家庭。我认为这些也没有什么意思。但究竟什么最有意思，我也讲不清。” 她说：“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一切为了金钱，什么阶级友爱，同志友谊，在生活中根本没有。——共产主义是空的，理想是飘渺的轻烟。” 她说，每当在学习中碰到困难不能解决时，就想“这样钻研又有什么用呢？何苦呢？算了吧！” 于是就放弃了。她恳切地说：“我知道这种想法不对，是危险的，希望有人帮帮我。” 那天回家，我百感交集，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既感到高兴，学生这样信任我，把内心深处的思想苦闷坦率地向我倾吐，求得我的帮助；但我又感到惊奇，没想到正在复习迎考时她却思考这些问题。我意识到只关心他们的学习，只帮助他们解答科学文化上的“Ｘ”，而较少关心他们的思想，帮助他们解答人生道路上的无数个“Ｘ”，是片面的。事后，我又找她谈了两次话，并叫她把思想理一理，找一找原因。不久她写了一份思想汇报给我。我和党支部的同志看了，都感到她写得很真实，在学生中有一定代表性。于是我立即向虹口区委、团市委、市教育局作了汇报，希望引起他们的关心和重视。结果他们都在内部简报中全文作了介绍。1980年1月20日，《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刊登了这份思想汇报，并分别以“什么是生活的正确道路？” “怎样帮助她解除苦闷？” 为题展开讨论。“一石激起千层浪”，《思想汇报》的发表，立即在本市和全国各地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强烈反响。在一个多月时间里，两报和我及小孟总共收到了4500多封来信。大家从不同的角度，用切身的体会，摆事实，讲道理，循循善诱地帮助她。广西边防军战士寄来了中央慰问团送的纪念品，烈士夫人与她亲切交谈，当时的团中央第一书记和著名伦理学家余心言都在报上写长篇文章与她谈心。这种全社会，平等、民主、朋友式的充满关爱的通信和讨论，使小孟的认识很快有了提高，并从心底里感谢大家对她的帮助。这场讨论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英文版《北京周报》、日文版《人民中国》以及法国电视一台等都作了详细报导，这对推动全社会关心青少年健康成长，进一步解放思想，促进人生价值观的拨乱反正，起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同时，我还和团支部一起化了一年多时间，帮助了一个更加看破红尘，表示“与其不明不白地活着，还不如清清白白地死了” 的女学生转变了思想。后来她在《文汇报》上发表了长达5千多字的文章，《我是怎样从徘徊傍徨到精神振奋的》，汇报了她的思想转变过程。我在这个班毕业后撰写了《帮助学生解答思想上的“Ｘ”》的工作总结，并在中央团校和上海市教育工作会议上作了汇报，受到了与会同志的肯定和赞赏。
我在总结中提出，要按照学生的思想脉搏做工作，主要是：一、要关心爱护学生，给学生温暖和爱；二、教师和团员做出榜样是最有说服力的教育；三、学英雄、学先辈，为学生指明一条人生的道路；四、敢于触及社会现实，指导学生在自己讨论中学会观察社会的正确方法，坚定信念；五、帮助同学认清大好形势和暂时困难，激发革命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热情；六、要寓教育于各科教学之中，各项活动之中和学生日常生活之中。
尽管我在这个班毕业前调离了学校，但我仍以副班主任的身份协助后来接任班主任的教师，开展工作，使班级德智体各方面生动活泼地发展，评为学校的“新风班”，而且绝大部分学生考入了高等学校。
回顾改革开放初期我兼任班主任的实践，我体会：要做好学生工作，首先要了解学生的特点，而要了解学生的特点，必须深入学生，深入班级，与学生打成一片；其次一定要探索和遵循教育规律，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最后一定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首位，坚持立德树人的正确方向。
写写于2019年5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