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我进入华东师大读书。从乡下到城市，已感到样样都是那么新鲜，再加上“师大”办学条件那么好，老师又都是中国著名的历史专家，我感到进入到一个教育新天地，非常满足。我如饥似渴地学习历史知识，白天认真地听课记笔记，晚上复习和参阅课外材料。除参加政治活动外，我把全部的时间都用在翻阅历史资料上。我还把假日和寒、暑假作为我专题研究的宝贵时间。在二、三年的时间里，我没有一次回家探亲，就这样废寝忘食地在学校苦读。毕业分配时，作为一个团干部的我，思想上早就准备带头响应党的号召，“到边疆去!到党最需要的地方去！”可是，在公布分配名单上，全班只有我一个人留校，其他的同学，大部分到东北或回原省。我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大概是家庭负担较重和毕业考的成绩比较好的关系。过了几个月后，历史系又分配我到华东师大的附属中学去。它是师大的实验基地，前身是光华大学附中，名师汇集，素以“三高”(高质量、高师资、高薪水) 著称。原校长廖世承是我国现代的心理学家、师范教育和中等教育专家，当时教育界有“北张(伯苓)南廖(世承)”之口碑，他是现任华东师大的副校长。附中时任校长林静是老解放区的老干部，有优良的革命作风，教师中有不少是光华大学和大夏大学留下来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名教师。能进这样一所中学当教师，我是十分满意的。我暗暗地下决心：在教育理论上要认真学习廖先生的学术著作； 在工作作风上要向林校长学习，学习革命优良传统，立志许身孺子，躬耕教苑。
我是1954年9月到附中的，林校长分配我担任初一己班班主任，上初一和初三的中国历史课和世界古代史课。我当时一方面认为交给我如此繁重任务，这是校长对我的信任;另一方面又感到只有经过一个月的中学教学实习，没有什么经验，非常害怕不能完成任务。林校长也看出我当时的心态，她鼓励我，只要虚心向老教师学习，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的。在教学上，我虚心地向历史教研组的老教师，尤其是向郦家驹老师学习。每上一节课，我都事先与他们一起备课，听取他们的教学经验，然后详细地写好教案，再听他们的讲课，最后才自己上课。课后又听取同学的意见。在班主任工作上，我主要是学习老教师那种关心体贴“爱生如子”的感情，一心一意真诚地为学生服务的无私奉献精神。我发挥了年青力壮、精力充沛的优势，把大部分时间都泡在班级里和家庭访问上，与学生建立了一个民主、平等和互相关爱的亲密关系，真心实意地解决他们在生活和学习上的困难。在学习上，我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在生活上严格要求他们遵守学生守则和校规校风。在处理问题上，我采取灵活的方法，既要晓之以理、以理服人，又不以理压人，而要以情服人。时间一长，和同学、家长的感情就融合起来。在工作方法上，我比较注意学生的自理和自治的管理，同时又注意进行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思想教育，重视培养学生干部和团队意识。因此，我当班主任的班级被学校命名为“卓娅班”(苏联少年英雄)，被虹口区评为先进集体。在教学方法方面，我比较认真学习老教师的经验和作风，语文组的叶百丰(清桐城派)老师、历史组的郦家驹老师可以说成为我的榜样。同时我又较注意教材教法的改革，注意教材的系统性和思想性，古为今用，联系实际，以及精讲重点等等，因此教学效果较好。这与我在五十年代参加了上海市教育局教学研究室主编的《中国历史课本第三册教学参考资料》有很大关系。
1955年党支部考察了我两年的工作情况，由支部书记徐正贞同志和支委郦家驹同志介绍我入了党。1956年春，我又被评为上海市优秀教师。我捧着盖有陈毅市长印章奖状的时候，内心是异常激动。我深感自己政治上不成熟，业务上还生疏，这奖状是党和人民给我的鼓励和鞭策。从此，我一直把教师工作 当作是一种神圣的事业。我“痴情”地在中学这一块土地上一丝不苟地耕耘着，奉献出我全部的爱，可谓“只因许身孺子牛，历尽艰难终不悔”。
1956年，我担任支部副书记，陆善涛同志担任支部书记兼校长。他是一位教育行家里手，在他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得益匪浅。学校这时正在学习苏联进行教学改革的实验，政治运动又连续不断，我校又是市区的推行政治任务的先进单位，任务极其繁重。当时我是分管政治运动工作的，主要是负责政治运动中教师的政治学习和苏联教学改革的教育思想的学习。我认识到这是我的主要工作，是党给青年干部“压重担”，要求政治和教学双肩挑，成为又红又专的干部。我应竭尽全力把它搞好，但又不能影响教学工作。我知道，单凭工作干劲是不够的，而是要科学的安排工作，科学的利用时间，这是领导学校教育工作的真功夫，也是领导的艺术。我当时不但要事先安排好每周的工作计划，而且要安排好每月的工作计划。开什么会，上哪几节课，要同哪几位老师和学生谈话或家访……等等都要订在计划中。白天除上课外，其余的时间和晚上九点钟以前几乎全部要用在政治运动的工作上。备课和改作业的时间，只能放在每天早上四、五点钟。如此超负荷的工作，身体虽感到极度疲惫，但心情非常愉悦。几年的工作实践与锻炼，使我的思想有了较大的提高，在领导岗位上亦学到不少的东西。1960年我荣获上海市文教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工作者”的荣誉称号。这是党又一次给我的荣誉，是对自己的再次激励和鞭策，更坚定了我走又红又专道路的决心。
如何用正确的教育思想来统一全校师生员工的思想与行动，是学校领导工作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第一位的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对学校来讲，主要是教育思想，而教育思想的中心内容是党的教育方针和培养目标。学校领导的教育质量管理，实质上是教师教育思想的领导管理。教育方针、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的具体执行是教师，加强提高教师的教育思想是保证教育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实现教育教学任务的根本途径和主要措施。如何提高教师的教育思想和业务水平？我认为主要是正确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消除“左”的影响，坚持“双百方针”，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要有“海纳百川”的心态。在思想上充分信任，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对学校教师队伍有一个实事求是的基本估计，要了解教师的思想特点。师大附中的教师，不少是原来光华大学和大夏大学留下来的，他们长期以来，无论经历什么政治风雨，无论生活如何清苦，都始终不渝地相信党，热爱教师事业，爱校如家，爱生如子，这是他们的一大特点。同时，他们都有较高的业务水平和丰富的教学经验，基础知识扎实，通晓自己所教的学科，因此也具有比较看重荣誉，自我意识中有较强的自尊心的特点。
针对这些特点，我体会到学校领导不能只强调管理，制定制度，而是要把“科学管理，领导艺术，感情联系”三个元素结合起来，尤其是对知识分子更应该强调“感情联系”。学校领导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要主动关心教师，善于和教师交朋友，经常和他们促膝谈心，及时解决他们思想上的问题，特别是关心他们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使他们以充沛的精力投入教学工作。所以我当时给自己定出一些规则，有空或节假日要定时、定人进行家庭访问，特别是要深入教师集体宿舍，使自己能了解教师的思想动态，这对党支部的工作决策有很大的帮助。
在担任历史学科教学中，我也比较重视教学改革。1955年师大聘请的苏联教育专家杰普莉茨卡娅把附中作为推行教学改革的实验点，我是非常赞成的。我认为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封锁包围，而我们自己又缺乏社会主义教育经验的情况下，向社会主义的苏联学习，这是历史的必然。我积极地带头学习，对凯洛夫《教育学》许多教学原理感觉非常新鲜，认识到这些原理对于加强青少年一代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培养，对于重视课堂教学，加强基础知识教学和基本技能训练以及实施综合教育和加强劳动教育等方面是非常必要的。但是由于我们认识上的片面性，对苏联教育经验的理想化和绝对化，脱离国情，脱离实际，对某些具体做法，甚至是不成熟的做法缺乏分析，照搬照抄，因而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建国以来的教育史，可以说是教育改革史。1958年的教育大革命，1960年进行“四个适度”(适当缩短年限，适当提高程度，适当控制学时，适当增加劳动)的教学改革，1963年强调坚持教学改革实验等等的教育改革活动，我认为都是克服当时学校教育的一些时弊，探索使教育符合国情，走出一条自己道路的有益实践。我十分赞同并积极参加了。这一期间，学校在教育教学改革，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教学计划和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继续不断地进行探索和创新，重点进行五年制的实验，要求达到六年制中学的水平。我自己则参加了上海教育卫生部部长杨西光同志组织领导的教材改革的历史小组，编写历史课本，以供实验五年一贯制的学校使用。
那几年，我在历史教学方面也比较重视教材教法的改革，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师大附中有一届历史学科的高考成绩名列全市的前茅，由此引起了上海教育出版社同志的注意，希望我能将复习的材料编写出来，以帮助全市的高中学生复习。因此，62年我与复兴中学宗震益老师(负责世界史)共同编著《高中历史复习资料》一册，由于体例不单单是资料汇集，而是包括教材教法的经验，因而颇受学生的欢迎，得以再版两次。后来我们又共同出版《高中近代史教学参考书》。63年我到天津参加人民出版社修订全国统编的历史课本。这几年我前后共编写教材教法约二、三十万字。在历史教学中，我坚持教改，提高质量，曾撰写过《我们在中国近代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体会》等数篇文章，发表于天津《历史教学》月刊和华东师大《历史教学问题》学刊以及收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学历史教学经验选集》，收到社会上较好的评价。在历史教学改革中，我曾在华东师大的《历史教学问题》等刊物上发表了《对当前历史教学改革中几个问题的理解》等几篇文章，并在上海历史学年会上作报告交流，探索如何厚今薄古和如何恰当地结合现实。可惜这些资料在“文革”中被烧毁，毫无保留。在开展历史课的电化教学工作中，我也取得一定成绩。我自己和学生编制教学应用的幻灯片和历史地图105幅。63年和64年我曾兼任华东师大历史系的教学法课程，讲解历史概论和教学方法，颇受大学生的欢迎。
1964年陆善涛调到市教育局负责教学研究室工作。学校行政工作由徐正贞同志负责，党支部工作由我负责。我们仍旧继续不停地进了教育教学改革，探索和创新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计划以及教师队伍建设等。我们主要精力集中放在提高教学质量，减轻学生负担的专题教学研究上。在研究实践过程中，我们比较明确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办法是改革教材，提高教师水平，改进学校领导。于是我们果断地采取了下面措施:一是教师要掌握教材份量和授课进度，二是减轻过重的课外作业，三是加强平时成绩考查，改进考试制度，四是改进课外活动。这些措施的实施和落实的中心环节是提高教师的思想、业务水平。而教师思想、业务水平的提高又在于加强发挥教研组的作用，使教研组真正成为教学研究的组织。学校这些教学工作措施的落实，使学校在提高教学质量和减轻学生负担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些经验教训曾向全市中小学校作过介绍，得到市教育卫生部长常溪萍的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