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我从复旦大学生物系毕业，受聘于光华附中；1958年奉命到华东师大，筹建华东师大二附中，期间在附中工作了24年，经历了学校各时期的变迁发展，现将自己在附中工作期间的所见所闻，回忆如下。
光华大学和光华附中创建于1925年6月3日，它们是在反帝爱国斗争中诞生的私立大学和私立中学。光华大学首任校长是张寿镛先生，附中主任是陆士寅先生。1927年，廖世承先生离宁回沪，受聘任光华大学副校长兼附中主任。
廖世承先生早年公费赴美留学，在美国勃朗大学专攻教育专业，获得勃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学成回国后，他曾任南京东南大学教育学科教授兼东大附中主任。在此期间，他已有多部教育专著问世，有的教育专著，被国内有些高师和中师选为教材。廖世承先生对中等教育有独特的研究，被誉为中等教育专家。
1927年，廖先生离宁回沪。据康民兄介绍，当时他父亲有两种选择：一是受聘任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这是一个有高薪和花园洋房居住的优厚待遇的高职；二是受聘任光华大学副校长兼附中主任，薪水相对较低。但廖先生出于爱国之心，决心出任光华大学和附中之职，这体现了廖先生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操。廖先生明确表示，要办好中国人自己的学校光我中华。
光华附中在廖先生的组织领导下，办学很有特色：师资队伍强，教学质量高，校风淳朴，管理严格，“光我中华”的校训，已深入全校师生员工的心中。廖先生十分重视“以人为本”的人格教育，认为人格教育的核心是爱国主义教育，一定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尊师重道关心国家前途；学习的目的在于为祖国服务，振兴中华民族。廖先生不但重视培养学生的德育、智育，而且对体育和文艺活动，也很重视。
光华附中的体育活动，在廖先生的大力倡导下，开展得相当活跃。早上学校升旗早操时，廖先生往往早就站在操场前面，关注学生的早操。田径和球类活动，普及到每个年级和班级，经常举行校内竞赛并派运动员参加校际竞赛。有一年，在全市中学生的体育比赛中，光华附中荣获十项冠军。从现在的教育观点来看，是否可以说，廖先生是实施素质教育的先驱者和实践者。
当时，光华附中的教育质量与省立上海中学和南洋模范中学并驾齐驱。1934年，上海市开始举行中学毕业会考，光华附中曾连续两届会考成绩均名列第一。教育部门以“设备完善，办事认真，成绩斐然”相嘉奖。1936年，教育部指定光华附中为全国九所优良中学之一。
廖先生平时常穿一套藏青色中山装，生活俭朴，待人谦和，处处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他的爱国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为光华同仁所钦佩。
光华附中自1925年反帝爱国斗争中创建后不久，与光华大学一道在沪西大西路建设了新校舍。大西路校址的土地六十余亩，是由校董会的王省三(丰镐)先生捐助的。兴建校舍的费用是由张寿镛校长、校董会董事、社会各界人士和学生家长等认捐，再由学生募捐，并发行建设公债等多种方式筹集。学校大门开在大西路，是一座古典式的很宏伟的水泥大牌坊。大牌坊的横匾上，闪耀着“光华大学”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这是王省三先生的手笔。大学部校舍在校园西部，附中校舍在校园东部。大学和附中的两座教学大楼中央竖立着高耸的旗杆。校园北面有绿化地带，南部中间为田径场，场西为学生食堂，场东为附中学生宿舍。附中教室在东部的教学大楼，附中主任办公室和教务处、训导处都设在大楼底层。图书馆和理化生实验室都设在楼上。宿舍楼底层还有一个消费合作社，出售食品、文具和体育生活用品等，同时也供高中商科同学作为实践基地。附近为童子军营地，为初中童子军野营活动基地，可供童子军操练和宿营、烧烤。当时，光华附中收寄宿生，供外省市和远郊学生在校寄宿。高中分科设文科、理科和商科，并开设春季班。学生主科不及格，经补考后仍不过关者，要留级，但因设有春季班，就留半年。
1935年建校10周年之际，学校又在东西两座教学大楼中间，筹建了一座大礼堂，名丰寿堂(纪念王丰镐和张寿镛两位光华创始人)。
1936年附中得到社会人士和学生家长等资助，在学生宿舍楼旁新建两层楼的科学馆和体育馆各一座。这是比较新颖的两座建筑，具有相当规模。原来的理化生等实验室，全部迁入新建的科学馆，馆内还设有仪器、药品贮藏室和生物标本模型室等。体育馆的设施也比较齐全。这为学生上实验课和体育课以及球类的训练比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当时，在一般中学里，设有科学馆和体育馆的，尚不多见。
1934年，我从复旦大学生物系毕业，受聘光华附中任初中生物学教师，教初中一、二年级动物学、植物学和生理卫生等课程。当年秋季开学不久，一次我在初二上生理卫生课时，没有想到廖校长就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课桌椅上，听我上课。当时，我还是一名大学刚毕业的新教师，没有一点教学经验，看到廖校长来听课有些紧张。那天，讲课的内容为“人体结构”，我带了人体模型、挂图等教具，在课堂中边讲解，边为学生演示。因为心情紧张，在揭开人体模型胸腔部分时，不慎把胸腔内的心脏模型也拉了出来，掉在地上。前排有一位女同学代我检起来，我谢谢她，但却搞得十分尴尬，脸涨得通红。同学们却很平静，仍然十分专心地听我讲解，并回答我的提问。下课铃响了，我的心才平静下来。事后，廖校长约我在主任室谈话，对这堂课作了分析，对我这位新教师给予很大的鼓励。他说，你是新来的老师，课讲得很清楚，也很有条理，并不时提出问题让学生思考，这点很好。但在运用教具时，要把人体模型和挂图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学生对人体结构，有一个完整的概念。同时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讲的内容要跟学生日常生活，特别是有关健康卫生方面的知识紧密地联系，这样学生对讲课内容会有较深的印象。教生理卫生课，老师还要关心学生的身体健康，让他们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等等(此为廖校长说的主要意思)。六十多年过去了，当时廖校长和我谈话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印象深刻，至今还铭记在心。廖校长对我的教诲，影响了我大半辈子的教育生涯。以后，我在华东师大附中和师大二附中任教导主任、校长工作时，也养成了经常深入课堂听课的习惯，并在课后找任课老师谈话，交换意见。我认为，学校领导抓教学，深入课堂听课，并和老师交换意见，是领导教学的一项重要措施。一方面是通过听课了解教学情况，并向教师学习，另一方面，对帮助教师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也有一定的作用。
光华附中教育教学管理上，要求一向是很严格的，有一套较完整的规章制度。拿学生的升留级制度来说，如果某一学生主科不及格，经补考后仍不及格，就要留级。当时，初二有一位名叫穆家麟的同学，他是上海有名的实业家、人称面纱大王穆藕初先生的儿子，平时学习不太认真。我上的生理卫生课他考试不及格(生理卫生课非主课)，他父亲知道后托廖校长请任课老师为他的儿子补习辅导。我在课余时间，找他复习有关知识并提出些问题让他思考。同时，把我在1935年编写的初中复习丛书《卫生学》(商务印书馆出版)给他作复习参考。我对家麟同学，既严格要求，又亲切关心他，他的学习态度有了转变，对其他功课也抓得紧了，成绩有提高。后来，补考及格，最后顺利地升入初三。当然，我们大家也都很高兴。
光华附中有一个传统，就是每年放春假时，学校组织师生外出远足踏青。每个班级由级任导师(即班主任)，带领本班同学到郊外远足踏青。出去的地点，由各班师生自己决定，但不能走得太远，要求当天来回，并注意安全。1935年春，我教初二，任级任导师，带了40多人的一个班，搭火车去昆山踏青。班长叫余森，全班分四个组，由组长负责分散活动。在马鞍山山脚下，我们巧遇廖校长，他也准备上山参观游览。有四位女同学，张丽琳、杨明燕、赵镜等，一直跟着我同行。当时，我带了一架照相机，我为廖校长和四位女同学一起照了相，也单独为廖校长拍了一张照。廖校长穿呢中山装，站在山顶宝塔下非常有精神，拍的这张照片除送廖校长留念外，我自己也留了两张，珍藏在照相册中，可惜在“文革”中被抄走了。马鞍山不高，但很秀丽，登高远眺，在白云蓝天下，一望无际。山的周围，尽是金黄的油菜花和碧绿的麦苗，空气特别清新，心旷神怡，微风吹来麦浪滚滚，自然景色太美了，令人陶醉。下了山，我和同学们又去昆山老街兜一圈，了解了当地民风民俗并碰巧参观了正在展出的书画展和民风民俗展。这次昆山游览，在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两方面，都取得了不少收获。同学们的游兴也很高，但在回校的火车上，大家感到有些疲劳了。回校后，我要求同学们用随笔和日记形式，写点昆山远足踏青的感受和体会，练练笔。通过郊游，师生关系更加密切了，而且我认为，这也是让同学们接触社会，了解社会的有效途径之一。
在光华附中，廖世承校长一贯十分重视学校的师资质量，他认为，要办好一所学校，师资质量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此廖校长聘请教师要求是很高、很严格的。就我所知，大致有这样几个条件：一、德才兼备，品学兼优，教师必须敬业爱生；二、教师必须是著名大学本科毕业生，而所教学科必须和自己读的专业相对口，即大学化学系毕业的教化学，生物系毕业的教生物学；三、优先聘用教学经验丰富和教学质量高的教师，光华附中教师中，有不少教师有自己的专著。正是由于光华附中师资水平高，教学质量也高，因此，学生在严格的教导下，品学提高很快。高三学生毕业时，一般都能考上国内较有名的大学。抗战前，光华附中在社会上就享有较高的声誉。
抗战前的三十年代中期，光华附中的教师阵容：国文教师有王蘧常、顾荩丞、张振镛、周哲盹、白蕉、郭晴湖、陈式圭等；英文教师有徐燕谋、董小培、周缵武、吴遐龄、蒋鹏、汪仁溥等；数学教师有倪若水、桂叔超、金马丁、归盂坚、王宾时、严子嘉、张幼虹等；物理教师有胡梅轩等；化学教师有胡昭圣、沈昭文；生物教师有张予若、毛仲磐、顾志成(即顾传介）；历史教师有潘子端(笔名予且)、邢鹏举、姚舜钦(姚璋)；地理教师有陶绍渊等；商科教师有卜坤一、唐书绅、范家标等；体育教师有陆翔千、姜静南，童子军教练戴企留；美术教师有陆尔强(申报美术编辑)，音乐教师有仲子通等。在这些教师中，有一部分是大学教师来附中兼课的，其中更多的教师，后来都升到大学任教，并大都有自己的专著。
光华附中每年要编辑出版《光华附中》校刊若干期。校刊内容有：学术论文、教学辅导材料、学科教学经验；小说、戏剧、诗歌、散文、随笔等，作者均为校内师生和部分校友。这本校刊由校刊编委会负责征稿、审核、修改、定稿、核对、出版发行。校内师生人手一册，对外作为校际交流读物，也寄给部分校友。由于内容丰富、实在，在当时上海教育界产生了一定影响。数学教师桂叔超、金马丁等先生，几乎每期都编写有关代数、三角、几何等方面的教辅材料，同学们看到后，往往进行学习和讨论。历史教师潘子端，用“予且”笔名写的小说、戏剧剧本也很受读者的欢迎。有的剧本，还由班级或年级排练，在全校话剧比赛时参加演出。导演即由班级聘请潘子端老师担任。校刊上，我也写过几篇小文章，如《谈谈心理卫生》、《几种食虫植物》、《关于肺结核》等。
关于光华附中的毕业纪念册，那是很值得记一下的。在抗日战争前的三十年代，每届高三毕业班，都成立编委会，由学生干部主其事，聘请老师任顾问。编辑出版的毕业纪念册，印刷和装帧十分精致，并有逐年攀比的趋势。编委们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不少，同时他们在编写过程中，也得到了很好的锻练。例如《中国新文学大系》主编赵家璧先生，他就是光华附中的学生。在校学习时期，他曾担任过学校和班级出版刊物的编辑出版工作，从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后，竟成了一名著名的出版家。当年上海出版的《良友画报》，他也参加了创编工作。
我在1934至1937年间，所收到的几届高中毕业纪念册中，我认为，1936年丁懿明、何振志等同学毕业的那一届编印的毕业纪念册，最为精致，内容丰富精彩，印刷、装帧也特别考究，书厚达一寸。首页刊登光华大学张寿镛校长的照片，而后是光华附中廖世承校长的照片以及文、理、商科各班级任导师和任课老师的照片，还有班级同学的集体照等等，最显眼的是各班同学的个人照片和照片旁自传式短文。其它还有班级小史、获奖纪录、老师和同学的文章，包括小说、诗歌、散文等。最精彩的是他们请国文老师白蕉先生画的兰花插页。在这本毕业纪念册中，竟刊登了白蕉先生画的不同姿态的兰花达五幅之多，兰花插图放在文理商分科和不同类别文章的前面。此外，还有白蕉先生的书法也很精彩，这是非常名贵的艺术珍品。毕业纪念册的经费来源，主要靠广告收入。有许多学生家长，都是沪上大企业、大公司的经理、厂长，花钱登广告是没有问题的。编印出版毕业纪念册，对负责此项工作的班级干部来说，倒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从中增长了才干。
廖校长不仅重视学生的德育和智育，有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而且平时也很重视学生的文艺体育活动。
体育方面，除重视体育课外，还抓学生早操、课外体育锻炼、田径和球类运动队的训练和比赛。每年春季定期举行全校运动会，开展各项体育竞赛活动。在参加全市中学生体育比赛中，光华附中代表队的实力较强，曾名列前茅，还获得过冠军。中国致公党主席董寅初先生和著名电影演员舒适(舒吕格先生)，都是当年光华附中的体育健将。文艺活动方面，在学校领导大力倡导下，开展得也十分活跃。每年“六三”校庆或元旦来临时，学校领导常举办全校性的大型文艺会演，或话剧比赛，各班级都会挑选好的文艺节目参加会演。节目有音乐、舞蹈、大合唱、民乐和西乐演奏以及相声等。举行话剧比赛(一般安排在欢庆元旦时)，它是光华附中艺术教育的特色之一。由班级和年级几个月前即选定参赛剧目，同学们主动聘请擅长此道的老师出任导演，进行排练。就我记忆所及，参赛的剧目有：《娜拉)、《吴淞之夜》(该剧系历史教师潘子端所创作，并由他执导）以及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等，(有些话剧剧目我不记得了)。潘子端后来还写过一篇小说《不求人》，发表在文艺刊物上，后被改编成电影剧本，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向观众放映。这是一个轻喜剧，放映时受到观众的欢迎和喜爱。比赛时，我也曾被聘为评委。光华附中的文艺会演和话剧比赛是全校师生节日狂欢的文艺盛会。廖校长不仅是这些文艺活动的倡导者，而且每次活动，都亲自出席观看，与全校师生同乐。
廖校长在担任光华附中校长期间，处处体现了早就形成的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廖校长被誉为“中等教育专家”，是因为他有先进的教育理论和丰富的教育实践。
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入侵上海。同年12月12、13日，大西路光华校舍，全部被敌寇焚毁。秋季开学，光华附中迁至愚园路歧山村作为临时校舍，继续照常开学上课。但该处为越界筑路区，为全校师生安全计，不久又迁至成都路一座公馆大宅为临时校舍。那时，初中开设精神修养课，由沈昌焕先生任教。沈昌焕先生的弟弟沈昌瑞也是光华附中校友。1938年夏，光华大学和附中再次迁至三马路(即汉口路)证券大楼上课。这一时期，附中新聘了一些教师，国文有叶百丰、谭惟翰、万云骏、吴调公、于在春、朱梦华等；数学有郑锡兆、华祗文、任有恒、孙宗堃、张其钰等；英文有陈云荪、蒋启壎、叶承畴，物理有唐志瞻、朱世璜等；化学有李嘉音、张德樑、汪冬心等；生物有盛占春等，历史有徐承烈、张葆庠、张允和，地理有王礼兆、刘先培、翁史伦等老师。这些新聘教师，一般都具有较丰富的教学经验，教学质量也是比较好的，深受同学们的欢迎。当时上课的教室初中安排在三楼，高中安排在八楼。附中与大学分上下午轮流上课，都只上半天课。老师上八楼可乘电梯上下，规定学生不乘电梯，只允许徒步上楼。其实，这对学生来说倒也是一个锻炼。因限于当时条件，有些课程不上了，如高中理、化、生实验课，还有体育、音乐、美术等课程。每天上午上四节课，每周上24节课。下午所有教室由大学部学生上课。附中自成都路搬走后，原来临时校舍，由原附中历史教师邢鹏举先生接办“师承中学”，另招收学生就读。校名叫“师承”是为了纪念廖世承先生。当时，我应聘在师承中学兼过几节高中生物课。在教员休息室里，我见到了唐弢先生，他也在师承教国文课。
1938年，廖校长奉教育部令入湘筹办国立蓝田师范学院，光华大学张寿镛校长兼任附中主任。1939年，我任光华附中教导副主任，主管学校教务工作，潘子端先生任教导主任。我们定期到愚园路觉园，向张寿镛校长汇报学校工作，并听取他对附中工作的意见。张校长很重视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他把公民道德修养的有关内容，列出提纲，让我们带回学校，分发给每班级任导师，由级任导师于周一上午第一节“谈话课”时，向学生宣讲。那时，附中的教学环境是差的。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不仅外面有日军的侵入，上海沦为弧岛，而且证券大楼内的证券交易所，在开盘时，声音非常嘈杂，对附中上课很有影响。但附中师生依然继承良好的校风，认真教学，不受丝毫影响，相反学生的学习态度格外刻苦努力，他们懂得自己努力奋斗的目标。这段时间，光华师生团结勤奋，就学人数，反有增加。1940年大中学学生数达2400余人。这也说明，光华大学和附中在社会上的声誉。当时，上海虽沦为孤岛，但中共领导的地下党的对敌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其时，乔石同志任中共光华附中党支部书记，组织领导进步青年开展地下革命工作。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也为日寇所占，形势更为险恶。张寿镛校长当机立断做出决定，光华大学和附中立即停办。
光华附中为了不向日伪立案登记，保持民族气节，决定停办。但同时，为了不让原光华附中的同学失学，能让他们在母校老师的教育下，继续有一个较好的学习机会，经老师们商议后，决定开设壬午补习社(壬午补习社成立于1942年壬午年，故以壬午为名)，招收原附中同学来补习社学习。所有课程教材和任课老师，跟原来光华附中，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动，校址仍在三马路证券大楼，上课时间仍安排在上午(下午由光华大学文学院改名为诚正文学社给大学生上课)。设置的课程主要有国文、数学、英文、生物、化学、物理、历史、地理等，但新增加了一门日文课。同学们对日文课很不重视，思想上有抵触情绪，采取应付态度。壬午补习社社长，由老师们推举原英文老师吴遐龄先生担任。任课教师由社长发聘书聘请，我仍担任教导副主任，主管教务工作，潘子端先生任教导主任。
汪伪政权成立后，为了掠夺老百姓财富，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大量储备券，造成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百姓无不怨声载道。为了减少通货膨胀造成教师的经济损失，开学时，补习社收到学生缴付的学费后，即把一学期六个月的薪水，全部发给教师，让老师们把半年所需的生活必需品，早早买好，防止伪币贬值。
这个时期教师的生活，特别清苦，非常困难。出于无奈，很多教师不得不采取到别的学校多兼课的办法，增加收入，维持生计。这里，我用自己的例子作一点说明。当时，我家住徐家汇，清晨骑自行车带上盒饭，沿贝当路(即衡山路)再转入霞飞路(即淮海路)朝东，过八仙桥后，不远即可到达三马路(汉口路)证券大楼。一般上午七时半前，必须赶到。在壬午补习社，我既要负责教务工作，又要为学生上生物课。中午吃自带的盒饭，吃完饭即匆匆骑车赶到静安寺上东南中学下午的课，或去白克路(即风阳路)坤范女中上课，或到其他学校上课。下午课后四点多钟，我还要赶到晦格路(即华山路)谢公馆教谢家三个孩子学小学算术、英文课(孩子们不读小学，专门请老师家教。国文课另有一位老先生任教。孩子们的母亲是上海女子商业银行行长)。晚饭，我在谢家吃，四菜一汤，三荤一素，我可以借此增加点油水(家里小菜实在太差)。星期天上午，我也得不到休息，要去戈登路(即江宁路)务光女中上两节高中生物课。该校教务主任陈云涛先生(陈铁迪同志的父亲)是我的朋友，我被聘任，不好意思不去。当然，星期天上午兼课也可以增加一点收入。原来，一周内的课已排满。务光女中的两节生物课，只能安排在星期天上午。这样，一天工作下来，身体极度疲劳，一到晚上就想睡觉。即使如此，每月薪水收入，也仅能勉强维持一家生活，相当艰苦。其他老师，我估计也跟我差不多。
在壬午补习社工作期间，有两件事对我印象很深刻。一是补习社领导要求师生们带好干粮，由补习社保存。原因是日军侵占上海后，路口经常会突然被封锁，行人不得通行。我们补习社位于三马路闹市地区，一旦马路被封锁，师生都将无饭可食，带干粮就是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这种局面。二是高二有一位同学叫王宁，国文考试不及格，经补考后仍不及格，按规定他应留级。一天，他当律师的哥哥，特来寻衅，一定要让他弟弟升级。我管教务，负责学生升留级工作。他大骂我们是“黑店”，揪住我领口，要拉我去巡捕房评理。我坚持说理，彼此争执起来，幸好在旁的几位老师出面劝阻。最后，他自知理亏，边骂边走。我以为王宁不会再来这里上学了，但我猜错了。第二天，王宁还是来了，并愿按规定留在高二重读。这件小事，说明恃强不讲理是不得人心的。虽然环境险恶，生活艰难，但我们坚守教育岗位，为国家培养学生成才的这个心愿，是不会动摇的。
1945年8月15日，日军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了，全国各族人民无不欢欣鼓舞。遗憾的是，光华大学张寿镛校长，却不幸于胜利前夕的7月15日，与世长辞了。临终前，张校长殷切地告诫光华师生，要以“复兴中华，复兴光华”为己任。
是年秋，光华大学暨附中，同时在三马路证券大楼宣告复校。校董会公推朱经农先生执掌大学，刚从重庆回上海的廖世承先生执掌中学。是年冬，教育部拨出虹口欧阳路221号、222号敌产为光华大学暨附中校舍。1946年7月，光华大学和附中迁入欧阳路新校舍上课。大学校舍在校园东南面，附中校舍在西北面。1946年，上海著名实业家荣尔仁先生，为纪念其尊人德生先生，捐建中学宿舍楼一座，名德生堂。1946年至1948年，廖校长继任附中校长（在此之前，附中校长由张华联先生任职），教导主任一职，改由倪若水先生担任，我仍任教导副主任。当时，我外面兼课已相对大为减少，但1946--1947年仍兼光华大学生物系讲师，1946--1950年兼母校复旦大学生物系讲师。光华附中迁入欧阳路新校舍后，在廖校长领导下，学校恢复全日制。所有理化生实验课、体育课以及音乐、美术等课程，全部恢复上课。图书馆经整理和增加各类新书后，也对师生开放。这一时期新聘的教师，教国文的有汪星六(兼舍务主任)、虞超、赵善诒；数学有章质甫、陈品端、王谷愚；英文有徐燕谋(重新回光华附中执教)、孟永祈、郑伯山(兼校长秘书)、叶冶；物理有朱世璜，化学有陈思卓、顾学民、沙静娥，生物有盛占春；历史有包玉珂、郦家驹、李永圻、洪廷彦、张家驹、邓荣龄；地理有陈尔寿、芮乔松、王文瀚、褚绍唐；商科有汪译来，体育有童载新、储体芳、俞贵芳、邵鸿章、史汝棠；音乐、美术有周大融等老师。教导员有季振宙(后任语文教师)。其中有些老师原是大学教授，是来附中兼课的。教师阵容得到进一步加强。新生报考者，逐年增多并招收寄宿生。学生总数大大增加，班级数也随之增加。除初中三个年级，高中仍分文科、理科、商科三类。文科为“甲”班，开设1--2班，分为A、B组，理科为“乙”班，开设2--3班，分A、B、C组，商科为丙班，人数相对较少，仅开1个班。复校后的光华附中，师资水平和教学质量．已逐步恢复到抗日战争前的光华附中辉煌时期。学校的课外文艺体育活动大大地活跃起来。一年一度的春季运动会和元旦文艺会演等都开展得十分热烈、隆重。学生的课余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光华附中原有的优良传统如爱国主义传统，尊师爱生、勤奋学习、团结友爱、艰苦奋斗等良好风气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光华附中良好的声誉，又重新树立起来了。
光华附中复校后，学校领导除重视学生的德育和智育工作外，又鼓励师生参加各项文体活动，以丰富师生的精神文化生活。光华附中的教师、职员中，原来就有几位特别爱好祖国京剧艺术的，由他们发起成立光华附中京剧社，吸引了一批也爱好京剧艺术的师生参加活动。京剧社聘请两位专业京剧教师，分生、旦两组，开展教戏和演唱活动。在每周课余规定时间内，爱好京剧艺术的师生，集中在一起，举办学习和哼唱活动，大家情绪都很高。我和高中朱学熹同学，都爱好操琴，就为大家的演唱伴奏。参加京剧社的积极分子，教师中有谭惟翰、毛仲磐、汪译来、胡松云、顾荩丞、叶百丰、盛占春、罗友松、廖康民、陈学儒(光华大学文书)；同学中有朱学熹和杨雪英(女生)等。学习和排练成熟后，京剧社在每年光华“六三”校庆时，先后彩排演出过三、四次。演出剧目，就我记忆所及，有《打渔杀家》(毛仲磐演肖恩，谭惟翰、杨雪英演桂英，廖康民演教师爷，罗友松演丁郎儿，胡松云、汪译来演李俊、倪荣)，《黄鹤楼》(顾荩丞演刘备)，《空城计》(叶百丰演诸葛亮、盛占春演司马懿)，《御碑亭》(胡松云演王有道、谭惟翰演孟月华、陈佩珍演淑英)，《坐宫》(毛仲磐演四郎、俞雪华演公主)，《乌盆记》(胡松云演刘世昌、廖康民演张别古)，《女起解》(陈学儒演苏三)，《捉放曹》(胡松云演陈宫、汪译来演曹操)，《南刚关》(毛仲磐演伍云召、汪译来演韩擒虎)等。后来的宋成志校长、林静校长先后都很支持京剧社的演出活动。京剧社在学校张贴演出海报时，轰动了全校。京剧社的演出采取师生会演的形式。戏内的“跑龙套”也全由老师和学生扮演。每当开演时，大礼堂师生坐满，不少学生站在过道里，站着观赏。部分演员家属也来捧场，学校党政领导、工会主席前排留有座位。有的班级学生，祝贺任课老师演出，送上花篮，摆满舞台前面两侧，气氛相当热烈。每位教师演员出场亮相和演唱时，都受到了在场学生观众的鼓掌欢迎。这里讲三则逸闻：（一）戏中跑龙套的，由老教师倪若水、章质甫、唐志瞻、李嘉音和部分学生扮演，他们虽然在台上不用开口，但龙套跑的路线，是有规定的，不能随意乱跑。但他们由于排练太少，正式登台时，会走错路线，经常发生跑龙套演员相互碰撞的情况。有时跑错了，又退回来，场面相当尴尬，引起观众哄堂大笑。（二）有的教师演员，上台演唱太紧张，平时背熟的唱词，上台时会突然忘记，张了口却唱不出，又会引起台下观众哄笑。（三）有一次，我演《坐宫》饰四郎，在跟公主对唱结束，公主退场后，最后有一句嘎调，“叫小番”。“番”字，音调非常高亢。但我因嗓子不顺，喊不出来，汪译来同志事前知道情况，帮我做假，他躲在幕后，代我唱嘎调，我就张张口，演了一次双簧。但观众并不了解，仍然拼命鼓掌，的确很滑稽。中学里能建立京剧社，举办演出活动，这是不多见的，可以说是光华附中在文艺活动方面的创新。由于学校领导大力提倡文艺活动，光华附中京剧社，先后多次演出，在推动全校学生广泛开展各种文艺活动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1948年，上海临近解放时，反动的国民党党政机构和军队纷纷撤离上海，逃到台湾。当时局面极混乱，物价飞涨，一日数变，金圆券不值钱，一般商人，又将物资囤积居奇，搞得民不聊生。1949年5月27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解放了上海。全市人民欢欣鼓舞，敲锣打鼓，欢庆上海解放。全市各处都洋溢着热烈的欢庆气氛。本来，在解放前夕，光华附中在地下党支部书记高三杨旭文和支委尉健行等同学的领导下，组织进步同学，开始练习打腰鼓、扭秧歌、唱革命歌曲等，并做好各项宣传准备工作。各区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大规模的庆祝游行活动。我们欢庆游行的地区在北四川路。光华附中师生在张芝联校长的积极支持下，也参加庆祝游行。光华附中京剧社社员们拿出锣鼓参加游行。我和汪译来、胡松云等同志，排在学校队伍前面，把学会敲打的锣鼓经，都用上了。锣鼓声、口号声响成一片，北四川路满街红旗飘扬。虹口区的各行各业，各界人士都派代表参加游行，队伍排得很长。大家高呼口号，高举红旗，边走边喊，秩序井然。马路两旁店铺纷纷燃放炮仗，欢迎游行队伍。当时的热烈情景，历历在目，记忆扰新。
1949年11月，附中高中学生中有几位追求进步的同学，毅然投笔从戎，申请参加南下工作队，随军南下参加革命工作。
1950年年底，张芝联校长率领附中高三甲组同学，去黄浦剧场给著名越剧演员徐玉兰女士报喜。演出开幕前，张校长向徐玉兰女士送上喜报，祝贺其胞弟徐履渊同学（光华附中学子）光荣参军。徐玉兰当场致答词，鼓励弟弟在部队好好学习训练，锻炼成长，报效祖国……
1951年1月，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的严峻岁月里，附中又有不少品学兼优的同学，响应祖国号召，分批报考解放军干校。1951年7月高三学生毕业前夕，附中又有部分同学，响应中共上海市委号召，放弃高考，走上市政建设岗位。以上情况，极大地鼓舞了在校师生。这是学校长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所取得的成果。
光华附中和大夏附中，原来都是上海有名的私立中学。为了适应解放后学校教育体制改革，随着光华大学和大夏大学等校合并改制为华东师范大学的同时，两所大学附中也于1951年10月，按上级指示，合并改制为公立华东师大附中，归上海市教育行政部门和华东师范大学直接领导。原大夏附中改为华东师大附中一部，宋成志同志任一部主任；原光华附中改为华东师大附中二部，包玉珂同志任二部主任。1952年1月，一、二部合并后的华东师大附中，宋成志同志任校长。倪若水先生不再担任教导主任，由我接任教导主任。徐正贞、罗友松、郦家驹等同志分任副教导主任。改制后的附中师生人数大量增加。原大夏附中教师，有教政治课的徐正贞、林仲良、宣文本，语文教师夏胤中、谢燕卿、谢卓卿，数学教师陈汉民、庄炳珍，英语教师吴瑰卿、周芳，物理教师夏哲公，化学教师丁明远，生物教师管和，历史教师欧国倩、黄礼玉，地理教师陆景宣、欧文柔、王靖国，体育教师储德、李玉峰，音乐教师沈晓等同志。
1952年夏，全校教师参加思想改造学习班学习，旧观念、旧思想得到了改造。教师们个个精神振奋，更加愉快地坚守教育岗位，乐意终生从事教育工作，为培养下一代，作出贡献。这一年秋季开始，附中由欧阳路正式迁入中州路新校舍上课。学校面貌焕然一新。
在以后几年中，附中又先后聘任了一些教师，以满足增开班级教学上的需要，师资队伍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新聘任的教师中，教政治的有丁一明、林炳英、林瑞华、徐建平等；教语文的有王树琪、张瑜、龙家炎、郑明德、费新宝、苏常俨等，教数学的有王剑青、石源泉、张炽昌、屈文淑、龙风超等；教外语的有凌贤骅、凌康年、程白文、张尺芗、方之慧等；教物理的有屈肇堃、李兴诗、盂繁璋、张正大、黄元熙、邵贻裘等；教化学的有李厚基等，教生物的有王铨英、范仲伯、秦正文等；教历史的有蔡多瑞、陈开树、田士道、徐怀芗等；教地理的有陆大堉、庄国荣、黄允钧、杨毓湘等；教体育的有王季准、郝春德、赵蕴华等，此外还有美术老师魏继昭等。
建国初期，全国掀起了一股学习苏联的高潮，我们教育界也是如此。在华东师大领导下，华东师大附中是上海市最早学习苏联凯洛夫教育学，学习苏联教育制度的一所学校。当时，东北旅顺中学在学习苏联教育方面，走在全国最前列。《文汇报》连续登载系列报道，介绍旅顺中学一整套学习苏联教育经验。全国不少学校，以此作为学习苏联教育的样板。我们附中的领导同志和全体教师，也学习了他们的某些经验，首先在各年级开设了俄语课，逐步代替原来的英语课。俄语教师凌贤骅同志，除为学生教授俄语课外，还为学校领导和老师们开了俄语培训班，教授俄语，并举行阶段性测验，考查学习的效果。
1953年春，华东师大聘请苏联教育专家杰普莉茨卡娅任师大教育系教授兼校长顾问，为师大学生上苏联教育课程。
1954年秋，附中林静校长被调到市三女中任校长，陆善涛同志接任附中校长职务。陆善涛同志是一位认真负责又富有教育经验的校长。我和他每周定期去中山北路的华东师大，听苏联专家上课，并作详细的笔记。与此同时，苏联专家带翻译，也常来附中指导教育工作并和学校领导一起深入课堂听课，课后举行评议会。评议会上，先由任课教师介绍自己备课、写教案以及介绍班级的有关情况，而后学校领导对课堂教学进行分析，然后大家展开讨论。当时，我是教导主任，主管教学工作，因此往往由我先发言。我的发言先肯定教师教学上的优点，并分析学生听课情绪、课堂气氛和教学效果等，而后，指出讲课的某些不足和应改进之处。最后，由苏联专家对该堂课作全面分析和评讲总结。同时，专家也对我的发言作讲评。这样的随堂听课和举办公开课以及课后的评议搞过多次。
后来，为了进一步系统学习苏联教育学，师大领导又派教育系的曹孚、朱有礞、肖承慎和胡守蔡等四位教授定期来附中开有关苏联教育的讲座。附中领导和全体教师都参加听讲，并组织学习讨论。讲座内容包括苏联教育理论、教育制度、教育大纲、课程教材、课堂讨论、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等，以及“五级记分制”、“教室日志”、“学生手册”、主题斑会和课外活动等。通过听讲座，我们学校也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学习苏联教育学和组织领导师大教育实习等工作，都由陆校长全面负责，我只是从旁协助他工作。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班主任工作，先后由党支部书记朱云中和徐正贞同志具体负责(朱云中同志调至师大工作后，1954年起，由徐正贞同志任支部书记)。在班主任工作中，学习苏联也取得初步成效。有的班级同学，学习英雄人物后把自己班级命名为“古丽雅”班，班主任为季振宙老师。也有的班级命名为“卓娅”、“舒拉”的，也有用中国英雄“吴运铎”命名的。很多同学到图书馆借阅苏联小说，如《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等等。学校还组织师生观看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对“瓦莲娜”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大家感受很深。学习苏联教育采取的是边学习、边实践的方式，在此基础上，通过教学实践和总结，附中逐步建立了一套新的教育制度。其中有“教室日志”、“五级记分制”、“学生手册”、“公开课”、“观摩课”、“研究课”、“评议会”、“教学质量评定”、“专题班会”和”课外活动”等等。这样，华东师大附中，在华东师大领导下，成为上海市第一所学习苏联教育和推进新的一套教育制度的学校。我们在昆山路校外宿舍内，办了一个学习苏联教育成果展览会。我曾应邀代表附中在市三女中大礼堂，向全市中学校长、教导主任，作过一次这方面的报告。从此，我逐渐养成了在每周制订计划时，安排好听课和讲评活动等内容的习惯。包括确定听课时间、班级、课程、任课教师等，以及课后找教师谈话及对讲课进行分析和讲评。每天课后，我从教员休息室内，取下各班教室日志，逐本查阅一遍，发现有特殊情况的，记录下来加以处理。但在学习苏联教育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照抄照搬的形式主义现象相当严重。如在课堂教学中，运用五个教学环节，即组织教学、复习旧课、讲解新课、巩固新知识和布置家庭作业，搞得很僵化，不考虑班级和学生的特点，以及学科性质的特点和教学内容的要求。每堂课都上成综合课，强调五个环节，而实际上，课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有复习课、讨论课、实验课、写作课、测验课、教授新知识课等等。这些课，在课堂上是有不同要求的，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发扬创新精神，作出灵活安排，才能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又如在教学中贯彻教学原则的问题，苏联凯洛夫教育学上，提出直观性、自觉性和积极性、巩固性、系统性和一贯性、通俗性和可接受性等教学原则。但我们认为，课堂教学中，贯彻教学教育性原则(即思想性原则)和理论联系实际等教学原则，尤为重要，我们需要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学。
当时，附中在社会上，已有一定声誉，外宾内宾先后来参观访问的不少。1954年，我升任副校长，仍兼教导主任工作，我就跟陆校长一起参加接待工作。我记得我们先后接待过英国、苏联、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朝鲜等外国教育参观团，还有香港和国内各省市的教育参观团，彼此交流教育经验，很有收获。
随着华东师大各系各科学习苏联教育学的不断深入，1953年5月，师大第一届教育实习生，在附中开始实习。附中是全市第一批被指定为教育实习的学校。一般情况下，教育实习的程序是：一、听附中领导全面介绍学校情况；二、听教研组长和班主任介绍学科教学和班主任工作以及实习班级的情况；三、观看学校安排的观摩课(一般由教学经验比较丰富的老教师执教)，参加评议会；四、先听附中指导教师上课，让实习生熟悉上课教学规律；五、实习大学生上公开课，附中领导、师大教学法教师、附中实习指导教师、同学科的大学实习生，都去听课。有时师大校系领导，也来参加听课，参加公开课、评议会，对公开课进行讨论。最后，师大教学法教师作总结；六、按照实习计划排好的实习课表，实习生在充分备课，写好教案的基础上，连上一个单元的实习课，课后要分组进行评课，师大教学法教师出席指导；七、实习班主任工作的实习生，先深入实习班级和班级同学一起生活，熟悉班级情况和学生情况，然后根据实习班级特点，选定主题班会的主题，收集有关资料，认真作好准备。在此基础上举行主题班会，由实习生主持，组织学生发言。附中指导的班主任参加班会，会后也作评议。实习生的实习成绩，由附中实习指导教师和师大教学法教师共同打分评定。教育实习时的师生生活，由附中总务处负责安排。整个教育实习结束时，附中领导和师大教学法教师各自进行总结，写出报告对实习作出评价。
在整个教育实习阶段，我的工作是比较忙的。除自己要上高一生物课外，要帮助附中实习指导教师开展各项工作，要听公开课，参加评议会，出席实习班会，在评议会上要作评议发言。此外还要参加日常的教研组长会议、行政会议和处理每天课后审阅各班教室日志等工作。但我心情很愉快，感到附中的教学生活很充实。师大领导对教育实习工作，非常重视。刘佛年副校长和有实习任务的各系系主任，也常来附中出席会议听取实习工作汇报，听公开课，参加评议会，并在评议会上作总结性发言以及检查和指导实习工作等。有一次，师大政教系和化学系学生同时来附中实习，刘副校长和政教系冯契教授和化学系夏炎教授，分别参加各项实习活动。实习生上了公开课后，在评议会上，他们分别作了精辟而深刻的分析。刘副校长作的总结发言，不仅对实习生启发教育很大，而且对附中领导和任课教师．也有很大的帮助。
为了报道和交流教育实习工作的经验，在附中党政领导的支持下，附中工会和民进组织，联合编辑出版油印的《教育实习简报》，及时报道教育实习各项活动，包括公开课、主题班会、评议会等情况，还有介绍指导教师和实习生的工作体会、经验总结等等，颇受师大和附中指导教师以及实习生的欢迎和好评。
华东师大附中于1951年建校后，成为上海市最先学习苏联教育制度的一所学校，又是华东师大第一所附属中学(华东师大二附中建于1958年，华东师大三附中建于1984年)，也是华东师大教育实习和教育科研基地。由于师资队伍强，教学质量高，学校管理严格，各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附中深受学生家长和社会的信赖。当时，《文汇报》记者张枕同志，负责联系我校。他经常来校了解情况，采写学校新闻，在《文汇报》上发表。如《文汇报》记者曾报道发表了《华东师大附中同学通过执行学生守则，提高了认识，祖国需要他们这样做——记华东师大附中高一丙班试行学生守则后的转变》。当时我任华东师大附中副校长兼教导主任，主管学校教学工作，因此由我负责接待张枕同志。他知道多年来，附中在各方面已积累了不少好的经验，希望我与有关教师联系，鼓励他们把优秀的教育教学工作经验总结出来，写成文章交给他，由编辑部择优发表。张枕这个意见，我觉得不错，在《文汇报》上发表附中教师的文章，交流教育教学工作经验，有利于促进学校教育的发展。后经学校党支部同意，我就首先鼓励各学科教研组长和有经验的班主任写文章，向《文汇报》投稿。我先带个了头，就高三毕业班同学升学填写志愿问题，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关于高中毕业同学升学志愿问题》，发表于1953年7月24日《文汇报》上。当时，我是以华东师大附中教导主任名义写的文章。1954年10月6日，我又写了第二篇文章，发表在《文汇报》“社会大学”栏目里，题目为《五年来在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中的体会——把工作再提高一步》。文章主要谈了解放后，我通过学习和历次政治运动，在政治思想上和教育教学业务上，有所提高的点滴体会。通过做思想工作，调动了老师们写文章的热情和积极性。从1953年到1954年两年内，附中教师写的文章，在《文汇报》上发表的达20多篇。内容比较广泛，如宋成志校长谈“学习苏联教育经验”，教导副主任徐正贞谈“毕业班升学辅导工作”，费新宝老师谈“怎样做一个班主任”，班主任季振宙谈“劳动教育”和介绍“古丽雅”班班级活动的情况，音乐教师沈晓介绍试教“速成唱歌”的经过，物理教研组组长唐志瞻谈“高一物理示教仪器制作过程和它的教学效果”，体育教研组组长储体芳介绍体育课上试行“合班分组轮换”教学法；物理教师邵贻裘写了《我怎样指导无线电小组课外活动的》，物理教师夏哲公写了《我们初三的物理实验》，医务室医师谈兴中写了《我对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一些体会》。
1953年1月，华东师大附中举办教学经验展览会。展览会上展出的，主要有音乐教师沈晓的“速成音乐教学法”，化学教师李嘉音“蒲草代麻的创造”，物理教师唐志瞻为配合新课本而自制的各种物理仪器，地理教师芮乔松的小型气象台、铅丝地球仪及投影仪、海深测锤模型，生物教师王铨英、盛占春的孵化器、天然色果实标本等等。参观展览会的师生，对此很感兴趣，认为很有启迪教育作用。《文汇报》上还刊登过两篇学生写的文章，一篇是初三庚班的《看看我们有哪些进步?》，另一篇是“古丽雅”班学生吴儆芦写的，《我要做一个人民教师》等等。
以上这些资料，在“文革”中都被毁了。这次，我为了写回忆在华东师大附中担任教导工作的一段历史，托我第二个儿子嘉亨(他是华东师大电子科学技术系微波实验室主任、高级实验师)，去上海图书馆寻找资料。他用了一天半时间，翻阅了1953年和1954年《文汇报》上刊登的华东师大附中老师和同学的文章，摘录下来，才寻到了根。我认为，这些历史资料应当把它们保存下来，作为华东师大附中校史的一部分。
中国民主促进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中的一个民主党派。它成立于1945年12月，以发扬民主，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实现为宗旨。它的主要发起人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赵朴初等大多是抗战时期留居上海的文化、教育和出版界的进步知识分子。
解放后，我继续在华东师大附中工作，思想上要求进步。在光华大学周煦良教授和郑伯山两位同志的介绍下，我于1952年参加了民进。同我一起先后入会的，有叶百丰、胡松云等同志。在附中党支部的支持下，经上级批准，我们建立了民进华东师大附中基层组织，我任民进华东师大附中基层干部。以后，又陆续发展吸收了附中工会主席、语文教师谭惟翰，体育教研组组长储德，物理教师邵贻裘，外语教师方之慧等同志入会。加入民进的同志通过学习，思想觉悟进一步得到提高。他们在学习、工作和各项政治运动中，都发挥了较好的作用。特别是在学习苏联教育，建立新的教育制度和支持帮助师大实习生搞好教育实习以及筹办《教育实习简报》，组织和开展课外活动等方面都作出了一定成绩。1956年，我和叶百丰、胡松云等三位民进会员，又同时被批准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1954年和1958年，虹口区举行人民代表选举时，我以民主党派成员身份，曾先后两次被选为区人民代表。在人代会召开期间，我和其他教育界代表，曾就学校教育工作等问题联合提出若干提案，有些提案得到区人民政府的重视和采纳。我充分行使了人民代表当家作主的权利。
1954年，我任附中副校长兼教导主任工作期间，《文汇报》记者张枕同志常来附中采访，并报道学校教学改革有关情况。我在学校党支部和民进组织的鼓励下，为《文汇报》写过一篇题为《五年来在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中的体会——把工作再提高一步》的文章，谈了解放后，通过历次政治运动和学习，自己在政治思想和教学业务有所提高的体会。民进市委负责同志看了文章，提出若干修改意见，要我把文章再作修改补充后，以此作为我列席1956年春，民进中央在京召开常务理事扩大会议上的发言稿。是年春，我有幸和民进市委选出的代表吴若安、段力佩、柯灵、李楚材等同志一起赴京出席会议。上海代表住在北京饭店，我们到达的当天晚上，严景耀(雷洁琼同志的爱人)代表民进中央即来看望我们，并和我们作了亲切的谈话。在大会上，我们听了民进中央的工作报告和兄弟省市代表的发言。我以列席代表身份也作了发言，并参加分组讨论。通过学习讨论我进一步加深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民进的性质、任务、作用的认识以及与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方针的理解。我特别感到幸运的是，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在京召开大会期间，中央统战部在北京饭店大厅，隆重举行招待酒会，宴请各民主党派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党中央领导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同志，都来参加宴会。会场气氛非常热烈。宾主频频举杯祝酒。周总理和陈毅同志，亲赴每桌为同志们敬酒。周总理代表党中央致辞，欢迎民主党派同志。最后，毛主席以宏亮的湖南口音说：“祝同志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会场上立即响起了欢呼声和鼓掌声。宴会气氛达到了高潮。酒会结束时，民主党派同志列队向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告别。毛主席和代表们一一亲切握手。与会同志无不感到这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光荣和幸福。当时，我太兴奋了，回北京饭店后，浮想联翩，感慨万千，一夜都没有睡好觉，只是考虑今后如何把党派工作和本职工作做好，决不辜负党和民进组织对我的期望。这对我作为一个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次最为深刻的思想教育。
华东师大附中，继承了光华附中和大夏附中的优良传统，学校领导不仅重视抓学生的德育和智育，而且抓学生的体育、文艺、科技、劳动、绿化、卫生等各项课外活动。从现在来说，就是重视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在体育活动方面，附中的田径、球类活动一直很活跃，每年都要举行全校运动会。我记得，1951年10月，两校合并时，就曾举行过联合运动会，以此迎接两校合并后华东师大附中的诞生。当时，场面很壮观、热烈，田径赛上出了不少好成绩。如黄世杰同学(华东师大体育系系主任黄震教授之子，他大学读的是体育系，毕业后曾在体育研究所工作)以三铁(铅球、铁饼、标枪)优异成绩，打破了全市中学生田径记录。他的教练、体育教师王季淮本人，就是过去破全国三铁记录的优秀运动员。球类如篮球、排球和乒乓球等，在区里的成绩，也是名列前茅的。全校学生课间操，由学生体育干部领操，队伍整齐，动作规范。学校领导和班主任老师，也站在学生队伍后面，参加做操。每天下午课后，在操场上进行体育锻炼的同学很多，因学校场地不大，常挤得满满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成为附中师生开展体育活动的指导思想。
文艺科技活动方面，主要是通过多种课外活动形式开展的。除学科小组外，开设的文学小组，指导教师为语文教师叶百丰；成立朗诵小组、话剧团，指导教师为语文教师谭惟翰。著名电影演员梁波罗(51号兵站主演)，当时就是话剧团的骨干。民族乐团、合唱团、木偶剧团的指导教师为王景甫。其他还有钢琴小组和舞蹈团等，由音乐教师和体育教师任指导。科技方面的气象小组，由地理教师陆大堉指导；生物标本收集制作小组，由生物教师王铨英和盛占春老师任指导；无线电小组由物理教师邵贻裘任指导。各项课外活动，一般都安排在下午课余时间，每周活动1—2次，体育课外活动安排得比较多。暑假、寒假还有夏训和冬训。这里特别要提一下的是附中的木偶剧团，这在中学里，可以说是附中的首创。剧团的各种木偶都在王景甫老师指导下，由同学们自己动手制作。教师还指导团员怎样熟练地操作、发声等。经过认真学习操练，如《三打白骨精》等木偶剧演出，深受同学们的喜爱。一次，捷克斯洛伐克木偶剧专家，特来附中参观访问，并观看附中木偶剧表演，非常赞赏，认为演得很好，很有特色。当时，由我和木偶剧团骨干周渝生等同学参加接待，他们也介绍了自己国家在学校里开展木偶剧活动的情况。周渝生同学，就是通过在附中参加文艺活动，而产生对文艺的浓厚兴趣。以后，她就选择了文艺工作的道路，曾任上海市文化局党委书记。另外，由于附中京剧社开展活动的影响，促进了附中同学课外文艺活动的开展，附中的课外文艺活动，开展得蓬蓬勃勃，热热闹闹。
每年元旦前夕，在各班的文艺联欢活动的基础上，推选优秀节日，参加全校大型文艺联欢。师生以愉悦的心情，迎接新年的到来。
在劳动锻炼和卫生绿化工作方面，学校组织师生下乡支援农业生产劳动，接受劳动锻炼，这在附中也是开展得比较早的。五十年代前期，每年10月下旬，我们按计划组织师生下乡进行劳动锻炼。
学校组织高中学生到吴淞农村支援三秋劳动，为期约一周到10天。下乡劳动，由支部挂帅，成立下乡劳动指挥部，领导下乡劳动各项工作，包括编队，安排食宿地点(一般借农村小学或仓库)，联系劳动内容，落实后勤保障、交通等等。卫生室许耐涵老师带领卫生员，在指挥部设卫生站，下乡期间轮流到各劳动点进行巡回医疗，为下乡伤病师生，作简易治疗。下乡劳动大军，在指挥部徐正贞、毛仲磐、林仲良等老师领导下，排成整齐队伍，以行军方式步行至天通庵路火车站，乘小火车到吴淞镇下车，再步行下乡至宿营地落脚。师生们的伙食，自己办食堂解决。每天早上出工前，劳动大军在操场集合，由指挥部领导讲话，布置每天劳动内容、各队劳动地点及劳动注意事项等，并及时表扬劳动中出现的好人好事，对违反劳动纪律的，提出批评。当时，劳动内容大致有割稻、捆稻、挑稻、脱粒、摘晒棉花，松土、播种等等。女同学和部分体弱男同学，另外安排较轻的劳动。当时的劳动纪律比较严格，一般同学都能自觉遵守。每年组织的下乡劳动，基本上没有发生过重大事故。
初中学生，虽不参加下乡劳动，但经常性的打扫卫生(打扫包干区)，绿化劳动(修剪校内树木花草，给走廊内的盆花浇水、除虫等)，仍按规定认真执行，并定期开展检查评比。学校把劳动教育列入学期工作计划，认真贯彻执行，这对学生树立正确劳动观点，培养良好习惯，都是必要的，是全面贯彻教育方针的具体内容之一。
华东师大附中是上海一所重点中学，办学有特色，师资质量高；教育管理严，校风淳朴；教师教学认真，学生学习勤奋，并不断地开展教学改革，因而学校教育教学质量逐年提高。高中毕业生考进大学的升学率很高，学生活动能力较强，在社会上赢得了很好的声誉，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和学生家长的信赖。
1958年夏，由于工作需要，我奉调去华东师大参加筹建华东师大二附中工作，并被任命为二附中校长兼师大工农预科主任。这样，我依依不舍地告别先后工作了24年之久的前光华附中和华东师大附中。但这两所学校，留给我的印象是极为深刻的，我将铭记心中，永远不忘。我去师大筹建二附中工作时，带去了附中的全套学校规章制度，结合新校特点，作了适当的修改后，认真地贯彻执行。华东师大附中的优良传统，在新建的二附中得到继承和发扬。一附中是华东师大二附中的老大哥，它的好传统、好经验，是二附中这个小弟弟永远学习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