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留校当教师，第一桩工作是徐先生（我从当学生会干部起，一直用上海话这么称他）交给我的。
那是1959年炎热的夏天，学校快放暑假了。有一天上午，他把我带到教学大楼顶楼的小房间，用钥匙开门，但开来开去打不开。我见他脸憋红了，冒汗了，白衬衫的短袖窝也沁湿了。便说：“我来试试看。”我接过钥匙，仔细端详了一下生锈的铁锁，向那寸把长的钥匙吐了口唾沫，慢慢推进钥匙孔里，小心地左右转动，就在接近到底的地方，锁柄动了动，我趁机用力往下一拉，锁开了。
徐先生很高兴，笑了笑，说：“还是你会使巧！”
我扯扯衣角擦了擦额上的汗，不好意思地说：“旧锁锈住了，钥匙上抹点油，更好。”
开门进去，里面很闷热，我去把窗打开。这地方确实有些时间没用了，堆的东西都积了一层薄灰。徐先生指着几堆手写的、复印的和油印的材料说：“你尽管熟悉学校，但那是从学生的角度，现在，你更需要从老师的角度来了解学校，要了解学校的历史、办学的特点和师资的情况；特别是我校语文教学和班主任工作的一些经验。这对你当一个华东师大附中的新教师，是个很好的起点。这里的东西，你可以随便翻，随便看。”
我想，徐先生大概为我的留校想了许多，最后想到了这个主意。我心里十分感激，因为这给我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提高起点的条件，这些材料都是很宝贵的第一手教育资料，而且，我校是当时上海的一流名校，阅读、学习、研究它们，岂不等于在读名校师资培训班！
我很高兴地东翻翻，西看看。徐先生也许看出了我的心事，末了，布置了一道作业：一个月之后，你能写份我校办学沿革和特色的总结给我吗？他微笑地看着我，语气很委婉，但我突然觉得肩上沉重起来。尽管我知道这担子给我挑，是对我的了解、信任、锻炼和鼓励，可是我还是对写这样一篇大文章感到力不胜任。
那时，我虽然当过校报《战斗报》的主编，担任《解放日报》通讯员也快一年，发表过几篇通讯报道和小文章，但要驾驭这一大堆材料，提炼出一所学校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经验，理出一条思路清晰、观点鲜明的叙述线索，写出总结性的文章，还是缺底气的。于是，我有些嚅嗫地说：“我，我，好像……”徐先生一看，恢复了他平时爽快干脆的性子，拍拍我的肩，快人快语地说：“拿出点勇气来，练练拼刺刀嘛！”
我当然没话说了。当我的同学挥汗如雨为考大学拼搏的时候，我也挥汗如雨在为写出一篇比较像样的总结报告而奋斗了！记得快一个月的时候，我写出了两万多字的初稿，徐先生看了，找我谈了一节课的时间，指出我校自1925年以来的继承与发展关系，特别突出光华附中和大夏附中合并建立华东师大附中后，作为华东师大的“实验工厂”，进行了一系列全国领先的教育改革，最先成为上海市的重点中学，成为一所新时代名校。我心里豁然开朗，经过反复修改，最后改定约一万五千字左右。徐先生看了，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说“这不拼出来了吗？不怕苦，不怕累，功到自然成。任何成绩都是拼出来的！”事后，他还请我吃了块中冰砖。
这就是我留校工作的开头。徐先生在我心上深深地印上了一个“拼”字。
也是在他的办公室，徐先生告诉我新学期教初一语文，又派我参加了市教育局组织的暑期教师备课学习。他叮咛我要虚心，要向一切能够接触到的校内外语文老师学习。的确，当时的名教师果鲁英，多次给我们作报告，谈备课要求，落实“双基”，分析教材，分析课文，使我获益匪浅。就这样开始了我的语文教师生涯。
在当时，我是语文组里年龄最小，学历资格最浅的新教师。也许我曾是学生干部，还在学校征文比赛中得过一等奖，为大家熟知；也许我曾是叶百丰先生的得意门生，有时进教研组向老师请教；也许是徐先生曾经在参加语文组会议时，通报了我留校教语文的事，总之，老师们对我都非常关心，都允许我去听课学习。
1958年，叶百丰先生上调华东师大中文系之后，语文教研组长是王树琪老师。我开始教语文了，我的高中班主任孙光萱老师也改教语文了，不久还兼任了教研组长，跟王树琪老师共同领导教研组。那时，正逢“文道之争”大讨论之后，语文教改进入了一个高潮。市教研室杨质彬老师又深入我校帮助张瑜老师总结教学经验，我也跟着去听课，并且初生之犊不怕虎，学着上起公开课来。徐先生听了我几节课之后，找我说：“你掌握课堂，分析课文，都还可以，但板书、粉笔字；拼音、普通话，都还有问题，要抓紧练，抓紧学！”他好像怕影响我的情绪，又自我解嘲道：“我的普通话是不行的，但我人到中年，学不好了，教政治还凑合。你教语文，小青年嘛，不能凑合！”
这无疑是给我一记棒喝。我观察考虑下来，孙光萱老师教我政治的时候，板书就特有条理，粉笔字也很整齐很有特色，现在上语文课，每堂课的板书设计，既反映教学的内容，提纲挈领，又突出重点词语；张瑜老师拼音熟练，一口普通话标准、亲切、甜润，听她说话、讲课，简直就是一种享受！也算解决问题不负苦心人，几个月下来，我的普通话、讲课都像样多了。不过，我自忖即使努力一辈子，讲普通话、讲课也达不到张瑜老师的水平。
有一点我是引以为豪的，那就是坚持写作。从徐先生给我阅读学校的教育资料开始，我的眼光和身份就从学生转换成教师了，业余写的东西也都是学当教师的见、闻、感。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在《解放日报》发表的有关学校的动态报道和系列散文诗组《火花集》，后来，又在《文汇报》连续发表《教师笔记》。徐先生一直关注我写的东西，为我高兴，并且不断地鼓励我。
也许，因为《解放日报》内部将我写的稿件多次评为“红旗”稿，又从上海教育学院举办的教育成果展览会上，了解到我是个留校培养的资历最浅但勤奋努力有点拼劲的青年教师，可以作为典型发扬，当时的教育卫生部主任亲自带了编辑、记者，到学校来联系，是徐先生接待的。后来，我知道，徐先生婉言谢绝了报社的好意，说我苗子是好的，但太年轻，不成熟，还得好好磨练。报社最后只好取消计划，去别的学校找典型去了。
我在《文汇报》上发表的《教师笔记》也引起了一些社会关注。其中有一篇《诱导》是我记叙教育两个学生，寻找学习榜样，树立理想努力学习的事儿，比较生动有趣，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转载在向海外发行的《中国妇女》杂志上。编辑到学校来联系时，也是徐先生接待的。编辑部的意思是不仅要转载，还要配发我的照片和简介。这次，徐先生代表党支部同意转载文章，但不同意配发我的照片和简介。当时，我并不知情，直至我收到刊出的杂志，去向徐先生汇报，他才告诉我是怎么回事。记得他拍着我的肩，笑了笑，亲切地说：“这是对你的爱护啊！你还年轻，出名不见得是件好事。你写文章我们支持，语文教师要下水呀！”
好在这两件事徐先生为我挡掉了，否则，十年浩劫时要更多地挨批吃苦头了。
说到十年浩劫，徐先生挨批挨斗，一只耳朵都被打聋了。他的被侮辱被损害，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有一次，在公费医疗门诊部我见他也在看病，便走过去轻轻地喊了声：“徐先生。”他回过头来，尴尬地笑了笑：“一点外伤。”医生诊断的时候，我终于看见那外伤很恐怖，从腰际开始直至大腿，都是青一块，紫一块。他强忍着疼痛让医生检查，我的眼睛也湿润了……但是，他向周围看了看，板着脸说：“干什么？快走开！”他是怕有人看到影响我呀。
痛苦的岁月显得很漫长，但终究会过去的。终于熬到了粉碎“四人帮”的那一天，我那时深深被大快人心的氛围浸染，写了诸如《四丑灭亡曲》、《吃蟹曲》等一系列新散曲，每首写出，热心的学生就张贴到中州路口的墙上去，一时观者如堵，广泛传抄。有不少地方还油印成集子，后来，我干脆给取了个名字《火剑集》。有一次我路过，见徐先生也仰着头在人群旁，我自然地喊了他一声。他冲着我一笑，还伸了伸大拇指。我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徐先生终于被结合进领导班子，担任了虹口区教育局的副局长。不过，他最后还是选择回学校当校长。那是一个百废待兴、充满希望的年代，大家都浑身是劲，要把十年浩劫的损失夺回来！教改又启动了。1978年5月。有一天，徐先生通知我去华东师大中文系参加一个座谈会。到会的时候，我看到为首的是我国著名教育家、时任华东师大校长的刘佛年教授。他在“文革”之前，主持过五年制中学的教材编写工作，我也去开过会、发过言，并向他请教过。1962年，我进华东师大中文系进修，又是他特批的。所以他喊得出我的名字，招呼我坐下后，就开会了。到会的还有二附中、附小、中文系和教育系的老师，我大都认识。这次座谈会，学习了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对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批评意见，探讨了语文课的弊病：课时多，教学时间长，学生的语文水平却过不了关。连着开了好几次会，刘校长总结的精辟观点是：“实现中小学语文教学一条龙，初中语文要过关！”
于是，语文教改“一条龙”试验就起步了。我综合了当时刘校长的谈话，深深感到这个试验，是一个探索语文教学科学化的大改项目，意义深远，责任重大，因为我认为刘校长提出的“一条龙”试验，就是要找到一个切实有效的语文教学的“序”，帮助学生循“序”渐进，到初中毕业时，语文水平达到“过关”的要求。我如实地把会议的情况、刘校长的指示和自己的体会，向徐先生作了详细的汇报。他听了很满意，就在那一周的全校教工大会上，他郑重地宣布：“关于参加华东师大语文教改‘一条龙’试验的任务，全权授予陆继椿同志。”我听了非常激动，因为“全权授予”四个字，凝重而有力，这意味着我可以放开手脚，大胆地闯一闯、拼一拼了！
这是我人生和事业迈出的最具色彩的一步。我开始了在刘佛年校长的指导下，调查研究，设计体系，编写教材。我倡导了“得”的教学思想，根据“一课有一得，得得相联系”的原则，编排出一个由108个“训练点”组成的语文教学的“序”，定名为“分类集中分阶段进行语言训练”（简称“双分”）教学体系。同时，按每个“训练点”的要求编写训练教材。后来又在华东师大教育科学院的帮助下，经徐先生同意，跟志同道合的童明友、卢启之两位同事先后试教，1981年，我的首届试验班毕业了，华东师大教育科学院作了试验验收，这个班级参加中考，语文获得全区第一的好成绩。区教研室邢继同志专门调出这个班级的语文试卷作了质量分析。于是，“双分”试验班推广了。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张志公先生，突出“双分”教学“一课有一得，得得相联系”的特点，概括为“得得派”而走向全国。从1982年开始，每年轮流在有关省市召开“双分”教学全国研讨会，其中只有1989年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停了一次。徐先生离休后，季克勤校长继续支持，试教的队伍扩大得很快，不久，就达到24个省市，最多的时候有4000多个试验班。可谓极教改风景的一时之盛！
这就是从1978年到1992年产生了全国影响的“双分”教学。这个教学试验涉及语文教学所有的领域，它的成果，我写进了专著《语文教学新探——“双分”教学的理论与实践》，被最早收进《上海教育丛书》，于1995年出版。
综上所述，我深感徐先生是我生活道路上最重要的导师之一，我深深地怀念他，一想起他，脑海里就会浮现出他那率真的一幕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