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老师走了，走得匆匆，走得突然，走得我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他去住养老院的时候，给我打过电话，讲了许多去养老院的原因，尽管电话里多次传来他的笑声，我知道，他心里很苦。他的晚景有点凄凉，有许多社会现象他不理解，想不通；老年丧子，日本老板连抚恤金都不给；还有孙子在美国留学，也需要负担……半个多小时的来电，只是听他絮絮地诉说，我差不多没能插上几句安慰的话。于是，我请他告诉了养老院的地址，准备以后去看望他，跟他好好聊聊，宽慰宽慰这位85岁的老人。然而，几次打算去，并且跟我太太一起去，终于没去成，错过了促膝深谈的机会。见到他老人家的时候已经只有追思了。
蔡老师是教历史的。我读高中对历史是很感兴趣的，文史不分家嘛！那时候，我受到叶百丰老师的鼓励和照顾，不但确定了读文科的志愿，还得到了进学校图书馆翻阅藏书的方便，不仅乱啃文学作品，也乱翻历史、地理图书。听蔡老师上课，竟常常随着他的讲课线索浮想联翩，联想到许多相关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常常我觉得有些体会和问题想跟蔡老师说说，可是，蔡老师那时很忙，他还是学校的党支部副书记，正值“反右”、“整团”、“大跃进”，运动整人也累人。记得有一次学生干部会上，他穿着短袖白衬衫，两手插腰，非常激动地跟我们分析国内外形势。瘦削的脸上，那犀利的眼光，不时地随着他的滔滔解说扫视着每个人，不由得你会热血沸腾起来，坚定自己的立场，听党的话，跟党走！当时，在我的心目中，他就是一位马列主义者，理论水平很高的人。在他面前，自己显得很幼稚，就不敢去找他了，只在心里尊敬他，佩服他，听他的课更加认真了。
蔡老师教历史，常常会拓展开去，补充一些相关的资料，课也就显得更有容量和深度了，因而，很有吸引力。我的上课笔记就专记这些资料，上图书馆的时候还会留意翻翻有关的书籍。蔡老师考我们历史，也与众不同，他布置我们写“论文”，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报选题，限两周内交卷。这不仅新鲜，还让我们感觉受到了抬举，把我们当“大学生”了，这就激发起大家的热情，纷纷议论交流彼此的想法。我当然满腔热情地大做起文章来，这是我有生以来写的第一篇论文，题目是《论五四运动的冲击价值》，足足写满了一本练习册！文章充满了激情与豪情，从社会、政治、文化、道德，各个层面洋洋洒洒写来，自以为很有分量。哪知蔡老师批评说，历史论文要有理有据，不可武断，不可想当然。尽管给了我一个好分数，但我知道这是一篇不合格的论文，教训很深刻，启发也很大。蔡老师指出的两个“不可”，岂止是写历史论文，写任何文章，对待任何事情都要记住这两个“不可”啊！
高中毕业健康检查时，查出我肺有不到一年的钙化点，不能参加高考。蔡老师竟也知道了，他笑着拍拍我胸膛，安慰我说，古人云，“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用功读书付出一点代价，是正常的，值得的。不要有思想负担，革命者要有乐观主义嘛！少奇同志在延安生过严重的肺病，肩负重任到现在，是我们的光辉榜样！去读读他的《论党》吧。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样的安慰很雷人，可在当时，我聆听后很受鼓舞。他作为一位长者，读书人，学校领导，如此关心我，理解我，鼓励我，我真是由衷地感激！
那年，我没有报考大学，而是被留校工作了。这是许多老师关心我，推荐我，学校领导信任我的结果。其中可以想象，蔡老师跟其他几位学校领导一样，是投赞成票的。作为当时跟上海中学、南洋模范齐名的学校，名师如云，留一个高中毕业生教语文，是破天荒的事！我既有些受宠若惊，又有些诚惶诚恐，更意识到自己底子薄，责任重，非下一番苦功，加倍，加倍，再加倍努力不可！蔡老师确实是非常信任我的，有一次，我不经意地开玩笑说，我是个“学徒老师”。他却一本正经地高兴起来，抚着我的肩说：“好呀，你有这种认识和态度，肯定有出息！”经过市教育局简短的暑期教学培训，新学年开学，我正式成为语文组学历最低、资格最浅、年纪最轻的新教师。
我一边上课，一边抓住每个机会去听老教师的课，以至慢慢地冒出一个奇想：把每个老师的长处学过来！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但在上课听课的潜移默化之中，渐渐地我自己也觉得讲课顺畅起来了。当时，语文教学文道之争正在深入，而1960年开门红，《人民日报》刊登了陆定一同志的文章《教学必须改革》，我也就初生之犊不怕虎，跟着老教师们上起公开课来，竟也得到了一些好评。平时业余写东西也转向教育教学了，而作为《解放日报》的通讯员，我又积极反映学校的教改动态。在教师大会上，我不仅经常发言，有时还会即兴赋诗朗诵。
过去，我没想过要当教师，初中毕业时想学化学，高一高二想搞文学，后来又思考起哲学来。尽管一年的教师实践有不少体味，感觉不错，但心里还是想考大学，念大学的老同学也在信里向我招手。于是，我流露了自己的愿望，不料，竟被蔡老师狠狠批评。他把我叫到教员休息室，叫我跟他面对面坐着，完全是组织谈话的严肃场面。我愣愣地看着他，他开口就一连串批评：专业思想不巩固，个人主义作怪，名利思想抬头，等等，等等。我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不知说什么好，他见我呐呐无言，语气慢慢缓和下来。最后，他竟变得和颜悦色地安慰我说：“你不是想读大学吗？好好教书，好好读书，会有机会的！”
蔡老师的话，既有毫不留情的尖锐，也有语重心长的温馨。从此，我再也不提考大学的事，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而且排出计划，去进修中文系的主要课程。真的，1963年，机会来了，教育部委托华东师大中文系，吸收大学毕业一年以上，有培养前途的青年教师办研究班。学校得到消息，把我报了上去。哪知经办人不同意，认为我这个留校教师不够条件。那天，我正好经过二楼党支部办公室，听见蔡老师正大声地在与人据理力争：他自己通过进修，已经具备了大学毕业的程度，我们送出来的教师不会比你们吸收的差！你们不是还要考的吗？后来，蔡老师告诉我，华东师大刘佛年校长答应了，他们才同意。这个名额得来多么不容易，我对学校的信任和培养，对为我争取机会的老师，特别是蔡老师，心存深深的感激！
两年的研究学习，我的视野更宽了，基础夯得更实了，思维也更活跃了。可惜的是，回校不久，“文革”开始！十年动乱，学校教育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学生受蒙蔽，教师受摧残。我当时虽然年轻，也吃过大字报，还被点名批判，差一点身陷囹圄。
记得，在所谓“马正扶公社事件”后，我校忽然进驻市、区、《文汇报》三个工作组，调查“右倾翻案风”。渐渐地我感到矛头针对我了，因为爱护我的老师叫我开会别发言了，关心我的“红卫兵”悄悄告诉我：调查组布置写文章批判你，我们正拖着哩。我开始琢磨应对了。那时，蔡老师作为“解放”了的干部，进班子当了“革委会”主任，我隐隐约约听到好像调查组把他看着是我的“黑后台”。然而，不久三个工作组又突然撤走了。原来，蔡老师顶着工作组的点名批判不办，而市里又发现了比我更典型的“反面人物”——骊山中学某教师，我算逃过了一劫。而被批判的某教师见报了，是“根正苗红”的党员，他的“黑后台”党支部书记也揪出来了，被逮捕判刑了。终于，我忍不住跟蔡老师说起这件事，他笑笑：他们要批判你，我说，陆继椿是我看着他长大的，是党一手培养的，他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这表现了一个党员干部的一身正气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但是，这要冒多大的政治风险，需要多大的勇气啊！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是我学习的榜样！
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蔡老师后来调出了虹口区，去滑翔学校当校长，又去华东师大二附中当校长，最后在上海教育科学研究所任党支部书记，直到退休。期间，我每次跟他见面，他总是谈论社会现状和教育改革，滔滔不绝，满怀深情，令我一次次受教益。
而今，他走了，带着他的理想和希望走了，我深深地怀念他，他永远是我的好严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