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54年秋季考入师大附中，每天佩戴着鲜艳的红领巾读完初中。高中受团组织委派当了两年中队辅导员。1960年高三毕业，服从党组织需要，毅然放弃高考，留校担任大队辅导员，直至“文革”动乱，少先队组织活动中断。弹指间，我和少先队结下了整整十年不解情结。近年来，每次参加校友团聚，遇上昔日的红领巾们，大家都会不约而同、情不自禁地回忆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附中的少先队生活。提起当年红领巾月，学雷锋、推粪车，夏令营晚上紧急集合等情景时，个个眉飞色舞、津津乐道，沉浸在四十多年前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是的，当年的少先队生活折射出那个时代斑烂的色彩，也给那一代青少年脑海里烙下了深刻的印记。
如果说，小学时脖子上系上红领巾，感到脸红有光彩，仅仅满足了好奇与自尊，那么进入附中后，才逐渐有种归属感，真正体会到自己是少先队组织的一员。
记得那时的辅导员，经常讲述解放前党领导的共产国际少年、儿童团及地下少先队革命斗争故事，组织看电影《鸡毛信》、《地下少先队》、《红孩子》等。辅导员结合队章教育我们，红领巾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红领巾代表“国旗的一角”；行队礼五指要并拢，“五指”示意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高举过头顶，表示“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先锋队的称号则要求我们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学习先锋，长大成为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模范。每天佩戴红领巾，就是要牢记自己是少年先锋队队员，要用自己的模范行动为红领巾争光。
每天清晨，大队部安排值勤队员在校门口检查队员是否带手帕、剪干净手指甲和佩戴红领巾。那时，队员们普遍有一个习惯：晚上临睡前，在枕头边折好洗干净的红领巾。次日起床，整装后第一件事就是对着镜子系好红领巾。记得有个队员在写毛笔字时不慎打翻墨汁瓶，红领巾染上一片黑，为此，她大哭一场。当她向中队写了检讨书后，由大队部出证明去商店买了条红领巾(那时买红领巾和队长标志须出证明)，才使她内疚的心情平静下来。
那时，少先队还对队员们在德智体各方面提出要求，作出决议。如卫生常识课，老师要求同学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可是个别队员晚上临睡前不洗脸、不刷牙甚至不洗脚，家长批评也不见效。后来小队作出决议：每晚必须洗脸、刷牙洗脚后才能上床，很快纠正了他的习惯。另外，小队会上也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有个队员星期天戴着“二条杠”中队长标志在虹口公园玩，碰巧被同班队员看到。次日的小队民主生活会他受到一致批评。原来他不是队长，标志是向别人借来戴的。为此，他检讨了自己行为违背了“诚实、勇敢、团结、活泼”的队风要求。
高中团支部带领初中少先队中队是附中团队工作的一大特色。首先是组织落实，大队辅导员由校团委副书记兼任，中队辅导员则由高中班级团支委中的少年委员担任。团委每学期工作计划，都有团带队的内容；学期结束，辅导员都要向团委和支部汇报工作，有时还要进行专题研究。
其次，在队员中发展团员，在初中班级建立团支部是团带队工作的重点。一般先是在初中二年级中队普遍开展“当我十四岁的时候”主题队会。内容有队员回顾从小学入队以后的进步，高中团员汇报入团后的体会，入团积极分子表达要求入团的迫切心声。辅导员的总结更使人铭记在心：“入队、入团、入党是一个人政治生活的三件大事，也是前进道路上的里程碑”；“人生有两条生命，一是生理生命，一是政冶生命，生理生命终究因自然规律而消失，而政治生命因其革命的理想而永存”。接着就是高中团员做联系人，组织队员学习团章，召开队员座谈会推荐优秀队员入团。1956年在张关庆、周雅蓉辅导员的带领下，我所在的57届初二丁中队成立了团支部。记得首批入团的有我和史方、罗杏美、毛长生、林则鸣等。在我担任中队和大队辅导员以后，我又介绍了近百名队员入团，其中大队委员、中队干部居多，有袁国珍、赵长天、王广竹、陈颖、陈小芬、虞丹南、丁训言、薛孔亮等。
附中有一个传统，每年的“六·一”儿童节和“五·四”青年节，除了初中生，高中同学也要佩戴红领巾。那天早操升旗，国歌声一响，“唰”地一下，整个操场各路纵队学生齐行队礼，从领操台上往下看，每个人脖子上都挂着红领巾，煞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此时此刻，队员和团员们的心里都会联想翩翩……
那时，团委书记陈步君和大队辅导员林炳英经常组织我们学习、交流，明确团带队工作中辅导员的作用。记得方正、何亦诚、陆有仪、王音益、邵秀芳等都是中队辅导员中的佼佼者，是少先队员喜爱的大朋友。
组织仪仗队和列队式是开展少先队活动的必要程序，也是组织教育的手段。当仪仗队出发时，大队长喊：“出旗，敬礼”，全体队员“唰”地一下，立正齐行队礼。先是两遍“达的的达，达的的达”响亮号声，接着是清脆的两遍鼓声“咚八、咚八、咚咚八咚八、咚咚”，于是八名男号手身着白衬衫、蓝裤子，脚穿白袜白跑鞋，昂着脖子吹出有节奏的号声，闪光的铜号飘着星星火炬红色号旗，走在仪仗队前列。其后是十六名女鼓手，身穿白衬衫和齐膝草绿色背带裙，脚穿白袜白跑鞋，头上顶着美丽的蝴蝶结，双手有节奏地敲打绑在腰前的圆鼓，鼓的前半周，围着红色星星火炬鼓旗。再后面就是四名护旗手，守护着中间高出一头的旗手。旗手双臂向前伸直，撑着星星火炬队旗。在鼓号声的伴奏下，仪仗队迈着整齐的步伐，绕场一周。仪仗队途径每个中队队列前，队员们都要行注目队礼。仪仗队行军完毕，全体队员齐唱少先队队歌。50年代唱的是：“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和锻炼……”；60年代唱的是：“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入，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
列队式是这样进行的：先由小队长（一般一个中队有四个小队）依次命令队员立正看齐后，两手空握拳头，曲肘提起，小跑步向中队主席行礼，“报告，中队主席xxx，第x小队参加大队xx活动原有x人，实到x人，报告完毕。”中队主席回答：“接受你的报告”。然后，中队再向大队报告。不同的是报告词中，“小队”变为“中队”。所有中队（那时大队有十八个中队）报告完毕后，大队主席统计好人数，立即命令全体队员立正看齐，向大队辅导员报告，“报告大队辅导员xxx同志，参加大队xx活动，原有人数xxx人，实到xxx人，报告完毕。”辅导员一般都是“接受报告”，勉励队员，预祝活动圆满成功。但是，在列队报告过程中，如果发现队伍不齐，有讲话声，辅导员也会不接受报告，命令大队主席重振队伍再次报告。碰上这种情况，那个队伍不齐、有讲话声的中队，队员们会感到无地自容，脸上没有光彩。
在当时队员们的心目中，仪仗队是自己组织显示“军威”的时候，若能成为其中一员会感到无比光荣和自豪。大队部每学期都会从各中队挑选品学兼优的男女队员定期轮训。大队部的袁国珍、王广竹、虞丹南、王美明、徐定玉都负责过训练。为了提高仪仗队水平，入选的队员曾去解放军营房观摩队列操练，还请解放军当教官。
当年师大附中少先队仪仗队，在虹口区乃至全市，都以训练有素而赫赫有名。每年国庆节游行，游行队伍中是少不了附中这支少先队仪仗队的。他们还经常被邀请参加市区团队举行的重大活动和迎接外宾等活动。
在附中，除大队仪仗队外，各中队也有仪仗队。不同的是人数少一点。一般是四名号手，八名鼓手，二名护旗手和一名旗手。在我的记忆中，叶刚、邵允悌、王本宏等都是出色的号手；沈显明、何明波、陈英、徐小和、陈蕾、乔萍等都是优秀的鼓手。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附中少先队组织在50年代初，以学习前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英雄榜样为主。当时红领巾读书活动开展得很有生气。《古丽雅的道路》、《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青年近卫军》以及高尔基自传本三部曲（《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等都是大家最爱读的“热门书”。好几个班级及中小队都为被命名为“古丽雅班”、“保尔·柯察金中队”和“铁木儿小队”而自豪。“牛虻”、保尔、阿廖沙虽然他们是为不同性质的社会理想与革命事业而奋斗，但都充满无畏的斗志和伟大的献身精神。这些作品对那一代少先队员的人生观、价值观及人格、修养、志趣、心态、能力有着深刻的影响和熏陶。“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痛悔，也不因过去的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这段话，几乎人人会背，成为人生的座右铭。墙报上、日记上、作文中经常出现这段话，铭刻在广大少先队员的心坎上。
1963年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号召，把榜样教育推向高潮。学雷锋、学好八连、学焦裕禄、学铁人王进喜是附中少先队教育的主旋律。画雷锋的像、读雷锋的日记、唱雷锋的歌，看《雷锋》电影、开学习雷锋的主题队会，“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春潮在附中涌动。“学雷锋精神，走雷锋道路，做雷锋式接班人”成为广大少先队员的共同心声。学雷锋见行动的火热激情在每个人胸中燃烧，好人好事层出不穷。有的小队组织了“关窗小组”，每天放学后把全校每个教室的玻璃窗关好，以免被风刮破、坚持数年、风雨无阻；有的学好八连，人人自制针线，用报纸自制信封，还自备工具箱，包修教室里的课桌椅；有的用收集废纸换来的钱自购理发工具相互理发。记得63届中二已中队有个“扫煤灰小组”，每天坚持把学校对面工厂吹来的煤灰扫集起来，做成百余斤煤球送给学校食堂，也清除了校门口的环境污染。寒假里，许多队员去北火车站和十六铺码头为旅客服务。暑假里为交警递送茶水、毛巾。有的课余时间轮流去四川路桥和河南路桥“推桥头”。大队部还集中组织队员去解放军农场拾稻穗、摘棉花等学农劳动。尤其是星期天清晨“推粪车”、“倒马桶”的劳动更使队员们难忘，因为大家的思想斗争最多。比如凌晨三点钟左右要从温暖的被窝里起身，推着粪车走街串巷天亮后怕看见熟人，倒马桶时怕臭等等。如今，家家户户有卫生设备，马桶已经进了历史博物馆，但“推粪车”，倒马桶这项公益劳动的情景却永远印刻在这些队员的记忆里。
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红领巾们深化了对雷锋精神的认识：从“活着，就是为了让别人生活得更美好”、“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的名言中，找到了人生意义的简捷答案；从“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的名言中懂得了对待事业的社会责任心；从“对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工作要像夏天般的火热”名言中领悟到人生态度；从雷锋的“钉子精神”中懂得了学习革命理论和各种知识要有“钻劲与挤劲”。雷锋22岁的生命如同一颗流星虽转瞬即逝，却给那一代青少年留下无限的美丽动人的光辉，成为永不熄灭的烈焰，照亮那一代人的心灵。时隔整整40年，雷锋平凡而伟大的形象依然是我们心中的丰碑。
为了交流学雷锋的体会，大队部专门总结了毛梦奇老师所带中队开展“红本子”活动的经验，把学雷锋做好事感性认识升华到做雷锋式接班入的理性高度，在全校推广，并受到团市委的表扬。
课外活动是少先队教育的主要抓手，少先队组织最大的特点就是寓教于活动中。“思想性、知识性、兴趣性”相结合是附中少先队活动的显著特点。那时候，每天下午第二节课后，全校课余活动丰富多彩，是每个队员发展兴趣爱好的“广阔天地”。
那时候少先剧团和木偶剧团经常有排练和演出。少先剧团曾演出过《同志们和你在一起》、《星星火炬》、《马兰花》、《小白兔》；木偶剧团演出过《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等。鲍大军、翁文涓、唐英华都是出色的演员，而符仲明、周渝生是木偶剧团的顶梁柱。
由周大融老师指导的美术小组吸引了一大批图画爱好者。石膏像素描、静物水彩写生、校景速写、去虹口公园写生、参观美术展览会等使队员受到审美的熏陶。梁洪涛、向隆万、丁荣魁、荣筱明、李品鑫等是少先队里的“小画家”。他们都是少先队队报的出色策划者、优秀的宣传委员。
当时少先队的大队报“少年先锋报”与“小鳄鱼讽刺报”(仿效前苏联著名漫画讽刺报“鳄鱼”而取名)是表扬与批评的主要阵地，特别引起队员们的关注。记得方正是“少年先锋报”的主编，梁洪涛、丁荣魁曾是“小鳄鱼”报的主编。他们出色的绘画技能使队报吸引力很大，可以与当时校学生会主办的“战斗报”媲美，那时候队员们最怕的是在“小鳄鱼”报上见到自己被讽刺的漫画，而在少年先锋报上看到表扬当然是心里乐滋滋的。
那时候大队部每天在放学后都要检查各个中队教室的卫生状况，内容包括黑板、课桌椅、玻璃窗、地板、走道等，并用专门的飞禽动物示意，清洁合格的用“白鸽”表示，不净不合格的用“乌鸦”表示。次日清早，队员们一进校门就去看检查结果。如果哪个中队教室连续出现“乌鸦”就会受到舆论批评。因此，每天放学后的清洁值日生工作成为每个队员课余生活的一部分。尽管每学期值日每人只轮到二、三次，但戴着红色“值日生”臂章干起活来都是兴高采烈的，只希望自己中队的教室卫生状况一直是“白鸽”。
当年附中每学期都有文艺汇演。大礼堂舞台上经常有演员排练节目，分高中场和初中场，高中场由学生会负责，初中场由大队部负责。每次汇演都有教师参加。节目形式主要有大合唱，男、女声小组唱，独唱，民乐独奏、合奏，相声，配乐诗朗诵等，最后总是话剧压轴。时隔四、五十年，沈晓老师指挥的民乐合奏《金蛇狂舞》、《喜洋洋》、《步步高》的旋律仿佛还在耳边响起；廖康民与陈品端两位老师男女合演相声使人难忘；谭维翰老师的男旦《苏三起解》引起师生们好奇。此外，吴真、苏常俨、季振宙、廖康民等演出的京剧《打渔杀家》、《柜中缘)等引起大家对国粹艺术的关注和兴趣。有个小插曲，我至今未忘。有场京剧，由陆善涛校长和魏继昭老师扮演出场“龙套”，他们全身戏装，举起旗牌，脚下却穿着黑色皮鞋，逗得观众大乐一场。
当年，附中教师文艺人才济济。鲍宜国的独唱和诗朗诵是很出色的。有次他化装成“陈然”，配乐朗诵《在烈火中永生》：“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烈士形象深深地打动了观众。由陆继椿根据焦裕录事迹编写的短剧《人民的儿子》，由鲍宜国饰焦裕录，郑明德、庄炳珍、童明友、王秀珍分别饰贫下中农老大爷、大娘、儿子及小孙女。感人的剧情，投入的演出轰动了全校。如今，我还珍藏着当年的剧照。次年，教师又排演了当年革命传统教育的“热门”话剧《年青的一代》，由童明友演林育生，王秀珍饰林岚，李春友饰革命老干部林父，陈步君演肖继业，我演了顽皮落后、后来思想转变的“小李子”。成功的演出，成为当时师生的佳话。该剧应邀还在虹口区工人俱乐部演了两次。丰富多彩的文艺汇演不仅为附中校园文化增加了色彩，而且师生同乐，密切了师生关系。
附中各科教师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每周都精心辅导课外兴趣小组。如庄国荣老师指导气象小组，沈晓老师指挥合唱队和民乐队，邵贻裘老师指导无线电小组，张瑜老师指导红领巾广播台，童明友和廖康民老师担任少先剧团导演，赵德明、苏常俨老师指导书法小组，周大融老师指导美术小组等。我对绘画的爱好和特长得益于周大融老师的教育。印象最深的是体育老师王季准(他是解放前远东运动会跳远纪录的创造者)，尽管当年他已五十开外，但总是操着中气十足的大嗓门，经常为我们小足球队员边讲边示范动作。他是我们小足球迷们的最佳教练。
总之，附中精彩纷呈的课外活动是我们学习的沃土、成长的雨露，母校为我，也为我们那一代青少年铺就了坚实的人生基石。
夏令营是广大队员最期盼的活动。每到暑假，是大队委员们充分施展组织才干的大好机会，也是少先队的工作“旺季”。一般采用“三日营”，在校进行，每期两个中队，80人左右。主要内容有：入营式，列队训练，看电影，参观展览会，去参观部队营房，游泳，划船，举办纳凉晚会、智力竞赛，猜谜讲故事以及多种文体活动，还有“军事游戏”，结营式等。营员三餐在家，晚上住校。下面介绍几项有趣的活动：
大队部发出插上三根鸡毛的紧急“鸡毛信”，通知中队里住址离校最近队员，然后由各中队按事先组织好的“联络网”依次迅速传递，直到最后一名队员拿着“鸡毛信”到校报到，汇报参加夏令营人数。大队部计算时间确定优胜中队。那时候，不像现在家家有电话，手机通讯普遍，完全由队员拿着“鸡毛信”，头顶烈日跑步，一个接一个地向下传。这一活动旨在培养中队的集体观念和团队精神，也是夏令营的前奏。
入营式是晚上在学校灯光篮球场上进行。先是仪仗队列队式，营主任授营旗，宣布夏令营开始。接着就是纳凉晚会猜谜，讲故事，自制汽水，品尝西瓜等。然后“奥林匹克兴趣运动会”开始。主要项目有：铁饼(用报纸剪成圆形)、标枪(鸡毛插在开叉的竹筷上)、铅球(汽球)投掷比赛，两人“三脚”赛(一人左脚与一人右脚合绑)，一人弯腰赛(右手与右脚绑住)，“袋鼠”接力赛(双脚穿在大麻袋内，双手提着袋口)，“传口令”(如同现在的“拷贝不走样”)，“潜水赛”(把头脸闷在盛满水的脸盆里，屏着气而不出水面，计时长的为胜者)，“支援前线”(以小队为单位，由组织者布置的“前线”发生急需要的物品，可以是红领巾、标志、衣、鞋、袜等，看那个队集中物品齐而快送到“前线”为胜)等。
夜间的“紧急集合”是最感刺激的一次活动。熄灯后，每个营员都要做好“武装”准备。半夜(一般在凌晨三点左右)，忽然一阵急促的号声，划破寂静的夜空。营员们一骨碌起身，在黑暗中，打好背包，全副“武装”以最快速度赶到操场。营部检查每个营员的装备；包括：背包、穿深色长衣裤，红领巾及“枪支”(体操棒)并计时进行全营评比。然后宣布“夜行军”开始，沿路传口令。到达目的地外滩公园，黄浦江边看日出。请历史老师介绍外滩、外白渡桥及黄浦江的变迁，揭露帝国主义侵华史。
半夜在大操场紧急集合，营主任宣布：根据情报，有“特务”在我们校园内埋藏了三颗“定时炸弹”(三只预先拨好时间的闹钟)，一小时后即要“爆炸”，要求全体营员分散到校园各个角落寻找、搜查。此时，每个人心情紧张，边走边低头静听“的嗒的嗒”的声音。最后，终于在东校园的大树下，图书馆底楼的南端角落及泳泳池边绿草丛中挖出了“定时炸弹”。尤其是挖出还有一、二分钟即将“爆炸”的“定时炸弹”，大家的心情既紧张又兴奋。排除“敌情”的营员受到营部的立功嘉宾(如每人发一张电影票等)。
夏令营的一个上午，营员以两个小队为单位，接到营部一封信。行军的目的地是不写明的。只有在集体研究，不断破译信中的多种暗语，找到正确答案才知道行军的方向。信中有谜语、计算题、智力题等，同时又要细心观察沿路的环境，相互结合，才能准确判断出前进方向。如信中写道：“当你踏上武士前进的道路，两边十字形路口有一个身穿红衣服的矮胖子，他嘴巴朝着的方向就是你们前进的方向。”(即走到武进路两边的十字路口一个消防笼头口朝的北火车站方向)，又如“沿着风平浪静的路”(即海宁路)前行。行军途中，只有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智慧，集思广益，才能正确、迅速地到达秘密行军的目的地。营部设的目的地，一般是虹口公园或人民公园。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行军到达目的地，又有新的活动向营员们招手：划船、拍照、参观鲁迅纪念馆等。
红领巾月是附中少先队每年的传统活动。每届都有鲜明的主题。如围绕学风教育，有“树优良学风(认真听、仔细想、敢于问、反复练)做探索科学的尖兵”；突出榜样教育，有“学雷锋精神，走雷锋道路，做雷锋式接班入”；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有“发扬延安精神、誓做红色少年”；狠抓团队建设的教育，有“今天是红领巾、明天是共青团员”等。时间一般安排在四月中下旬到“六一”儿童节。期间有劳动节、青年节、上海解放纪念日以及儿童节，是每年上半年少先队集中教育活动的最佳时机。
红领巾月开幕式，由大队部发出主题号召，提出要求。每个中队要定出活动计划，做到班班有歌声，周周有活动。做到几个一，如访问一位革命前辈，读一本书，看一场电影，开一次主题队会，搞一次公益活动，写一篇心得体会等。要求每个队员都动脑、动手，自己设计活动，自己教育自己。各个中队“走出去，请进来”，看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请李白烈士夫人裘蕙英作报告，去宝山、龙华扫革命烈士墓，读《红岩》、《在烈火中永生》等革命书籍，去青年宫参观“延安革命时期生活展览”，为烈军属做好事，“六一”儿童节向幼儿园小朋友送玩具，举办科技、手工艺小制作展览，发展新团员，入团宣誓等。每届红领巾月都紧紧抓住主题，开展活动。
“六一”儿童节那天的少先队列队式大检阅，又是隆重的闭幕式，更是把红领巾月推向高潮。先是仪仗队、列队操练，每个中队按列队式要求，以整齐的步伐通过主席台，接受检阅。主席台上有党支部书记陆善涛校长(后来是蔡多端书记)、团委书记陈步君，全体中队辅导员(后来由班主任兼任)。接着是配乐诗朗诵，突出红领巾月的主题与收获。大队部宣布表扬名单后，由红领巾月中优秀集体与个人代表发言。团委书记宣布新团员名单，举行入团宣誓。最后，由党支部书记领呼号：“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时刻准备着!”全体队员举起右手，齐声答道。闭幕式后，盛大的篝火晚会开始。唱歌，朗诵、跳集体舞，红领巾们散发的青春激情与篝火一样在熊熊燃烧……
少先队开展多项活动离不开各科教师的帮助和支持，更离不开班主任的精心指导。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师大附中初中年级拥有一支出色的班主任队伍：苏常俨、郑明德、庄国荣、季振宙、龙风超、陆继椿、童明友、赵德明、王文桂、潘漱中、孙运生、王秀珍、毛梦奇、鲍宜国、柯琼、郑震中、吴士芬等。他们以自己扎实的学科教学，每天向学生们传播科学的种子，同时以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责任心，尽心尽职，教书育人。六十年代后，附中由班主任兼任中队辅导员，于是他们又经常佩戴红领巾，带领少先队员开展多项活动，成为广大队员的好朋友，深得队员们的尊敬与爱戴。正是由于他们辛勤的劳动、出色的工作，使那个时期师大附中少先队工作呈现鲜明的特点，也取得显著成绩，多次受到共青团市委和虹口区委的表扬。
这批班主任掌握青少年的心理特点，懂得青少年所需所爱和活动要求，几乎每人都有自己的特长和“拿手戏”。开展少先队活动，都是“该出手时就出手”。陆继椿擅长写儿童剧和写诗，每届文艺汇演的压轴短剧，尤其是每年红领巾月、主题队会的配乐诗都出于他的手。鲍宜国的歌唱得好，会朗诵、会演戏，每次上台演出，都赢得满堂彩。季振宙的拿手戏是京剧，郑明德的绝活是讲故事。体育方面郑震中的羽毛球，毛梦奇的乒乓，潘漱中的篮球(他有1．90米左右的身高，常在篮球场上“鹤立鸡群”与少先队员打球，活像今天的姚明)，都很出彩。童明友会演戏，是少先剧团的导演。赵德明的绘画和苏常俨的书法更是大有名气，少先队出墙报、环境布置，总是少不了他们的指导。其他几位女班主任熟悉女生特点，以慈母般的呵护精心辅导她们度过难忘的青春期。
这批班主任的共同特点：一有爱心，热爱教育事业，热爱青少年，无私奉献自己的毕生精力，几乎都是一辈子在附中工作。二有钻劲，他们懂得“多学习一门知识，多掌握一种技能就多了一把打开青少年心灵的钥匙”。他们学习青少年心理学、教育学知识和多种技能本领，甘当“孩子王”。三有童心，他们想队员所想，爱队员所爱，循循善诱，都有一颗永不泯灭的童心。
记得陆善涛校长在一次班主任会上讲过，办好一所中学，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的关键是教师的业务素质；提高管理学生的水平，关键是依靠团队组织和班主任队伍。办好学校要有特创精神，学校要有特色，教师要有特点，学生要有特长，才能培养出社会所需要的各类人才。
作为老校友，回顾四十多年前附中的少先队生活，想想老校长当年的讲话精神，也许对师大附中的今后办学有所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