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师范院校毕业的，没有学过教育学和心理学。在读书的时候，我也没有想过要当教师。但是，历史却使我选择了教育这一行，并且一干就是整整45年，对教育工作的热爱是越来越深。我深深地体会到教育工作是最富有创造性的。值得安慰的是，在上海普通教育事业发展道路上，我当了一块小小的铺路石子。
我是怎样走上教育工作岗位的呢?似乎有些偶然。在旧中国，毕业就是失业。1945年当我就读于暨南大学化学系的时候，正值抗日战争，大片国土沦丧。暨大是从上海迁到闽北山沟中的一所综合性大学，我们耳闻目睹祖国农业衰败，工业凋敝，官场腐败，民不聊生。我没有靠山，在那个山沟沟里更没有自己选择职业的余地。正当我大学毕业，寻找就业机会的时候，福州高级工业学校招聘教师，经暨南大学推荐，我就成了那里的一名教师。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来到了上海。因找不到工作，不得不先在一所弄堂式的私立中学代课半年。后在江苏省立常熟中学任教，一年后，又回到上海，在震旦大学附中任教。在这个时候，我接近党的地下组织，参加了由地下党领导的中等教育研究会，利用业余时间，积极地干社会工作。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当教师，不只是教化学，还担任过许多学科的教学。我教过物理，教过动物、植物和生理卫生，教过初中代数、三角、几何。解放以后，还担任过政治课教学。当然，我也做过多年的班主任。我觉得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的教师能兼教几门相邻学科，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十分需要的，因为理科各门学科是相通的。实践证明，我那时兼任过多门学科，虽然教学水平不是很高，但对我后来担任学校行政领导工作和全市教学研究工作是很有益的。
离开了震旦大学附中后，1948年，我在南洋女子中学任教，并担任班主任。解放前的南洋女中党的力量很强，政治活动很活跃，民主空气很浓厚。记得当时学生会搞竞选活动，我当班主任的这个班级的班干部要采用演活报剧的形式参加竞选，让我为他们编个剧本。我说我是学理科的，不会编写剧本，但学生的政治热情和真挚的要求，使我不能拒绝。于是，我就读了些剧本，学着编写独幕剧。结果活报剧演出成功，宣传效果很好。这使我联想到，刚开始教书的时候，不会上课；刚开始当班主任的时候，也不大会做，但只要下功夫，边学边干，边干边学，就没有学不会的事，没有干不好的事。教课是这样，做班主任也是这样。
建国以后，1949年，领导派我去复兴中学。我在复兴中学任教导主任的时候兼任政治教师。上政治课对我来说也是陌生的，但我认识到政治课不仅只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在于解决学生的思想问题，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要解决学生思想问题，就必须理论联系实际，不是从概念到概念，不是引导学生读条条、背条条，要培养学生善于用学到的基本理论去分析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学生的思想问题很多，普遍存在着崇美、亲美、恐美思想，在“要不要出兵抗美援朝”、“能不能保家卫国”问题上，有的学生认为美帝国主义力量强大，解放军不一定打得赢；有的学生怕我们一出兵会引起美军轰炸上海，引火烧身。针对学生的这些思想，在课内作宣传讲解是必要的，但只采用教师讲，学生听的方法，并不能解决学生的思想问题。后来我就采用师生大辩论的方法，让学生充分自由发表意见，大家从道理上、感情上用实际例子畅谈自己的看法。辩论会整整开了一个下午，班主任老师也参加了辩论。辩论会触动了学生的内心世界，解决了学生的一些思想问题，使学生认识到抗美援朝的重大意义，初步消除了亲美、崇美、恐美思想，辩论会成了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由于学生提高了认识，就爆发出炽热的爱国热情，很多学生自觉投身于抗美援朝运动。他们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做光荣袋、慰问袋，捐献慰问品，积极宣传抗美援朝的意义。很多学生要求入团，立志保卫祖国，同时，学习积极性也大大提高了。
1953年市教育局调我到市西中学任副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市西中学是一所颇为有名的学校，教育质量高，师资水平也整齐，团、队干部力量较强。有一段时间，学校出现了一些“忙乱现象”，学生的社会活动太多。有些学生干部认为，只要社会工作积极，功课差一点不要紧，有时为了参加各种会议和活动，甚至可以不上课，作业也不准时交，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严重地影响了学习。这种现象在当时的上海有一定普遍性。为了在学校里摆正教学工作的位置，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提出了“教学为主”的口号，以克服这种“忙乱现象”。调我到市西中学就是为了要取得“以教学为主，克服忙乱现象”的经验。当时，由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团市委组成一个工作组，协助我一同工作。在赵传家校长主持下成立校务委员会，领导学校各项工作。每学期详细制订学校工作计划，统一思想，以教学为主，全面安排各项工作，但又不削弱对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一方面协调班主任、团、队、学生会的各项活动，具体规定班会、团、队、学生会活动时间；一方面组织教研组学习教育大纲，改进课堂教学，由班主任统一协调各门课程的考试测验次数，不使考试测验在一段时间内过分集中，减轻学生过重的学习负担。对学生干部中少数学习困难的学生，在做好思想工作基础上，免除或减轻他们的社会工作，使他们有时间、有精力认真学好各门课程。经过一个阶段的试验，全校教学秩序逐渐正常，师生教学积极性高涨，各项课外活动蓬勃开展，出现了一个生动活泼的学习局面。在市教育局的领导下，向全市作了介绍，扩大了影响。
1955年，又调我到华东师大一附中。那时正是全面学习苏联的时候，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顾问、苏联教育专家杰普莉茨卡娅把附中作为推行教学改革的实验点，市教育局把我调到师大一附中，就是让我全面主持这项教改实验任务。但是从1955年以后，运动不断，先是1956年工资改革，接着肃反运动和“反右”斗争，师大一附中又都是这些政治任务的先行单位。我当时既是学校校长，又是学校党支部书记，党政双肩挑，政治和业务两副担子都压在我的身上，既要完成政治斗争的任务，又要完成教学改革的实验任务，如何正确处理、合理安排是一大难题。如果顾此失彼，不是削弱政治任务，就是影响教学改革。经过实践摸索，我提出了“一套班子、两套人马”的想法。“一套班子”就是党支部统一领导(当时学校工作强调党支部领导)；“两套人马”就是党政领导干部分两支力量，一部分人专职分管政治运动，一部分人坚持抓教学改革。“两套人马”在党支部统一领导下经常相互通气，全面合理安排各种会议和活动，既保证政治任务顺利进行，又使日常教学工作正常运转，教学改革项目，一项一项落实。事实上，那两年上述几项政治任务都顺利完成，起了先行点的作用，而且在教学改革实验工作中，特别是在改进课堂教学方法、试行日常考查方面，取得了一定经验，并通过几次现场会议，在全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然，我在完成政治任务方面也做了一点蠢事，在学习苏联经验，进行教学改革方面，搞了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带来了不好的影响。我体会到学校领导干部之间合理分工，坚持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强调工作中的相互配合、协调，这是一种领导方法，也是一种领导艺术。
我在师大一附中工作时，要参加的会议很多。市教育局召开的各区(县)教育局局长会议，市重点中学校长要参加；有关的各种专业会议或座谈会，我要参加；华东师大校务会议(我是校务委员)，我也要参加。我是中共虹口区区委委员，要参加区委会，还要参加市委召开的市委扩大会议。区委教育卫生部的会和区教育局的校长会议，我也要参加。有的会议不只是半天、一天，有时少则三五天，多则十天、半月。如果各种会议都要参加，我怎么还能深入教学第一线领导教学?面对这种情况就要善于安排，处理好条条块块的关系。我的办法是有选择地参加。我认为一定要参加的会议即使校内已安排了活动也宁可更改或请其他领导主持，自己去参加这些会议。而有些活动和会议，我则事先向召开会议的主办单位打个招呼，说明情况，请别人代替。开始时，有些部门的领导有意见，批评我对他们的工作不重视、不支持。我向他们讲明，要我开会，无非是要贯彻、落实布置的任务，我让别的同志参加会议，回来向我汇报，由我来贯彻落实，不是一样完成任务吗?如果不放心，可以来检查，完不成任务，可以批评我，如果能完成任务，何必要计较谁来参加会议呢?这样，我就摆脱了一些可出席可不出席的会议，把主要精力用于抓教学工作。学校领导不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上，怎么能算是“务正业”呢?怎么能进行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呢?
我任师大一附中校长，前后共十年时间，初期是在杰普莉茨卡娅和华东师大教育系的帮助下进行教学改革实验。这段时期虽然工作中存在着一些形而上学的东西，脱离了国情，搞智育第一，但对我领导教学工作是有一定帮助的。后期，苏联专家撤退，就由我独立自主地领导教育、教学工作。经过这段时间的摸索，我认为领导教学工作首先要知情，也就是要掌握教学动态，分析教学中的主要矛盾。我觉得这是领导教学工作的基本功。毛泽东同志说过，情况明，决心大。在我的脑子里经常有“三本帐”。这“三本帐”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在不断变化，表面上看，学校的教学工作，似乎只是每天上课、下课，很平静，其实在这种平平常常的教学活动中，正孕育着教学质量的变化。教学过程是一个循序渐进、潜移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常会遇到种种障碍，如果不及时扫除这些障碍，教育质量就会受影响。因此学校领导一定要及时了解教学动态，及时弥补工作中的不足，千万不能等问题成了堆，再去解决。一旦问题成堆，就难以解决了。
第一本“帐”是对教师的了解。要了解每一个教师的长处和不足之处。了解他们的长处，是为了加以发扬，用其所长，形成他们的教学特色。每一个教师都有所长，关键是善于发现，不论是新教师还是老教师，都要知人善任。也要了解教师的不足之处，目的是帮助和培养他们，决不是责难、轻视，同时还要给他们创造进步的条件。更要了解每一位教师的进步，应该相信在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指引下，每一位教师都会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进步的。不能用固定的、静止的眼光看待教师。看到了教师的进步，就要及时肯定，这样，他们是会很受鼓舞的，“士为知己者用”。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不能光靠做报告，也不能只靠物质鼓励，我是靠情感交流，帮助他们不断进步的。当时师大一附中没有坐班制规定，但很多教师整天在学校里积极工作，甚至不少人晚上和星期天也在学校里加班加点，从不计较“忙”与“苦”；
第二本“帐”是全校各门学科的教学动态，包括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进度的落实情况，课堂教学、课外活动的质量情况。这本“帐”越具体越好，而且要落实到各门学科的每一位任课教师。我心里既有一本“总帐”，也有一本“分类帐”。“总帐”就是全校教学动态的综合分析和各门学科共同存在的问题；“分类帐”就是各门学科各自存在的问题。有了这“总帐”和“分类帐”，就能够判断出学校教学工作处于何种水平，从而把握住教学改革的主攻方向。我虽不精通各门学科的教学，但能找出教学工作中的共同规律，掌握共同的倾向性问题，这样就能从实际出发，指导教学改革工作，及时发现和总结教师的教改经验，发现和解决教改中的问题。如果对本校的教学工作处于何种水平不了解，对教学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心中无数，教学改革就只能照搬照抄，或者随大流、赶时髦。教学改革不结合自己学校的“校情”，是不能形成自己特色的。
这三本“帐”不仅我自己清楚，而且要让领导班子里的同志都心中有数，有统一的认识。这样，才能做到全面掌握校情，目标一致，步调一致地开展工作。如果班子中各人只了解自己分工负责方面的情况，缺乏对全面情况的了解，工作就难免会出现“各敲各的鼓，各吹各的号”的现象，不能形成合力。
怎样才能掌握好这三本“帐”呢?我首先是充分发挥领导班子成员的作用，大家职责分明，各司其职。但重大问题必须集体讨论，并且定期分析校情。当时，我们每个人都有每周个人的工作计划，在周末排出下一周的工作：开什么会议，听什么课，与哪几位教师谈工作，参加什么学生活动等等。这张工作安排表，放在每个人的办公桌玻璃板下面，力争做到有目的、有计划地工作。我自己除了必要的会议和听课外，经常到处走走、看看、听听、谈谈。到教研组去走走，跟教师聊聊，翻翻桌上的作业本、试卷，边看，边问，边谈，这不但可以了解许多情况，而且也使我和老师的关系更加密切。我还经常到教室里去走走，看看学生怎样活动，如果学生在做作业，就坐在边上看看他们是怎样做的，以便了解学生的学习方法。也与学生谈谈家常，问问他们的学习情况，听听他们对老师教学的意见。我因为经常去走走、谈谈，学生对我也不感到拘束。我还经常到操场、图书馆、实验室和各种课外活动场所，去看看、问问、谈谈。这样做可以使我获得第一手材料，有较多的感性认识，再加上适当地听听汇报，我知道的情况就比较全面，比较具体，比较真实。
经常听课是我了解教学动态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我不主张光靠查阅教师的教案来判断教学状况。当然，查看教案或抽查作业、试卷也是了解情况、掌握教学动态的一种办法。但是，单看这些书面的东西有片面性。有些老师可能教案写得比较简单，就是几条提纲，但课却上得很好、很活跃，深受学生欢迎。有些老师教案写得很详细、很具体，每个环节都写得清清楚楚，有时还加上红笔的圈圈点点，但上课很呆板、不活跃。所以，我不只从教案写得怎么样来判断一位教师教学质量的高低，而把经常性的听课与检查作业、检查试卷结合起来，把亲自掌握第一手材料与听取汇报结合起来，这样，就较客观地掌握了学校的教学动态。
听课有各种各样的目的和方式方法。开学初期，领导班子都要花二三周的时间进行普遍听课，了解教师是否真正在贯彻落实新学期提出的新任务。有时我还到一个班级，听上半天或一天的课，以了解一个班级各门学科的教学情况，统计这一天对学生共布置了多少作业。还利用下课时间与学生聊聊，听听学生对这些课的意见，这样的听课所得到的收获也是很大的。；新教师刚上课，他们的课一定要去听，听课后一定要交换意见，鼓励和指导新教师上好课。但对新教师不应要求过高，不宜过多指出缺点。领导听课还可帮助教师总结教学经验。总之，有目的的听课是掌握教学动态和发现教学经验必不可少的好方法，也是学校领导取得领导教学发言权的一种有效手段。
我认为教材的编写质量固然重要，但也不是绝对的，关键在于教师怎样使用教材，光有一本好教材，如果没有好教师，不一定就有好的教学效果；如果教材不太理想，有某些缺陷，但有经验的教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弥补教材的不足之处，并且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另外，统一编写练习册、习题集，固然有一定的作用，可以提供师生各种类型的题目，但也有副作用，一是加重了学生的课业负担，尤其是教育行政的业务部门编写的，学校里教师与学生不敢不做，不敢有选择地做，于是作业量就增加了；二是不利于区别对待，因材施教，不顾学生原有的学习基础，让全市所有学生都做同样的习题是不符合教育原则的。同时，由于有了这种统一的习题集，教师就不需要另外再去找题目让学生做，抑制了教师发挥自己教学特色的积极性。总之，我认为编写教材中的习题，应精选题目，考虑到各种最基本的题型，数量要适中，留有余地，让教师根据不同学生的不同情况，自己去找补充题目给学生练习。
教学质量不是考出来的。考试、考查只是教学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是检验教学质量的一种手段。通过考试、考查，可以分析教学质量上的问题，找出教与学方面的原因，从中找出学校领导在教学管理上的问题，以便提出改进意见，促进教学改革。所以，教学质量主要是教出来的，是学出来的，是管理出来的，不是考出来的。管理得好，就能调动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使教师教得更好，学生学得更好，这就是所谓“管理出质量”。
管理首先是教育思想的管理，更确切地说，是教育思想的领导。教育思想是否正确，对学校领导来说是办学方向问题，对教师来说是工作方向问题。它涉及到质量观、人才观、学生观。这是学校管理工作的首要课题。
对学校来说，教育思想的中心内容是党的教育方针和培养目标，就是让每一位教师，弄清楚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明确培养什么样的人。不是按照个人的好恶，而是按照党的需要、国家的需要去教育培养每一个学生。因此，教育思想必然会触及到每一个教师原有的人生观、价值观，这里有一个思想改造的过程，观念转变的过程。这将是一份长期而又艰巨的工作。我在学校工作期间，除了组织全体教师学习党的教育方针和上级的有关指示、文件之外，主要是通过讨论一定阶段的学校工作计划，统一对工作目标和工作任务的认识，来逐步达到明确党的教育方针的。每学年工作计划中都提出工作目标，这个目标往往是针对教育工作的薄弱环节，侧重某一方面提出来的，在组织全体教师讨论时要讲清楚为什么强化这一方面的道理。把道理弄清楚了，这个目标就可以为教师自觉接受，工作进展就顺利了。如有一时期，我们发现学生在日常品德行为方面比较薄弱，纪律松懈，礼貌欠缺，不注意公共场所的整洁，乱扔纸屑，随地吐痰。于是就在工作计划中着重提出这方面的任务，教师通过讨论弄清楚这个工作目标，于是全体教师人人纠正学生的这些不良行为，效果显著。又如有一时期，学生的体质有所下降，体育运动水平提不高，针对这种情况，就一方面着重抓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另一方面大力开展课外体育活动，并在此基础上年年抓体育，逐步形成了学校的体育特色。除了结合实际工作统一教育思想之外，我们还针对一些典型事件进行讨论，统一对培养目标的认识。有一年，对一个学生能不能评优秀学生，能不能继续当学生干部，教师中有分歧意见。这位学生的思想品德很好，工作积极，但有些课程学得不好，班主任主张可以评优秀，也能当干部；一部分任课老师认为功课学不好，当学生干部没有威信，评上优秀学生，会引起有些学生轻视学习，两种意见一时难以统一。我就引导大家从培养目标出发，讨论全面发展与平均发展的关系。通过讨论，对这个学生的具体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认识到他之所以有些课程学得不太好，不是学习态度问题，主要是活动太多，学习时间太少，如果适当减少一点社会工作，还是可以学好的。从而进一步认识到衡量一个学生是否优秀，首先要看他的思想品德素质，不能去追求门门课程都是优秀，不能把全面发展误解为各门课程的平均发展。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可以评他为优秀学生，但暂时免去一些社会工作，让他有时间、有精力把功课抓上去。不久，这个学生的学习成绩也跟上来了。通过这样的讨论，不是从概念到概念，而是从学生身上把培养目标具体化了，思想上更明确，收获更大。当然，思想教育时常会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会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有反复性，必须经常抓，松懈不得。
在教学业务管理方面，是抓好教学常规管理。在教学过程的各个工作环节上建立常规制度，如备课、上课、作业、考试以及班主任工作的各个环节，都要有要求、有规矩。常规管理，就是对教学过程基本环节的管理。抓好了教学常规，就能使全体教师在教学基本环节上都符合要求，就能提高教学质量。制订教学常规，不能搞得很繁琐，要有针对性，要针对学校教育、教学工作中比较薄弱的环节，不必面面俱到。即使执行上级制订的常规，也要针对学校实际，有重点地执行。同时，常规要求也要切实可行，让教师感到既能够做到，也要经过一些努力才能做到。随着情况的变化，常规的内容与要求也应不断更新、提高。这样，随着常规内容与要求的步步深入，推动了教育、教学工作的不断深化。
抓教学常规关键在落实，不搞花架子，不要开始时热闹一阵子，不久就冷冷清清，使常规变成一纸空文。要经常检查，及时发现常规执行中的问题，及时提出，及时纠正，要一抓到底，要真干，不要假干。
当时，师大一附中校门口有十六个醒目大字：“勤学好问，一丝不苟，刻苦钻研，持之以恒。”这十六个字既是对学生，也是对教师讲的。落实到每个教师、学生的行动中去，就成为学校中的一种教风和学风。
教学是一门科学，有它自身的规律。要使广大教师认识这个规律，掌握这个规律，除了学点教育理论外，还必须组织教师进行探索、实践，在实践的基础上积累经验，认识规律。教学中的很多问题都涉及到教育思想问题。思想问题只能通过学习、讨论，通过提高认识与典型示范相结合的办法来解决，不能单纯依靠行政命令的办法来解决。教学又是一门艺术，同样的教材，同样的教育对象，由于教师的个性、特长不一样，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教学风格。“教学有法”是指教学必须遵循规律；“教无定法”是指允许有不同的教学风格，形成不同的教学特色。改革教学方法，千万不能形式化、凝固化，更不能以领导的个人偏爱而“厚此薄彼”。开展教研活动是学校教学工作的一个中心课题。如果说掌握教学动态、了解情况、分析矛盾是领导教学工作的基本功，那么，领导教学研究活动，探索教学规律，发扬教学风格，就是领导教学工作的真功夫。
教学研究要有课题。课题来自于教学实践，是在分析教学工作的各种矛盾中提炼出来的，可以有全校共同的题目，也可以按不同学科的情况有不同的题目。有一年，师大一附中试行中学五年制(初中三年、高中二年)的学制改革。当时的主要矛盾是既要缩短学制，又要保证教学质量。关键是处理好教材，改进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改进学习方法。我们就抓住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对各门学科提出了精简教材的方案，进行了教法和学法的研究。大家既钻研教材，又研究学生，提出了“备课又备人”的口号。各教研组热热闹闹地开展了观摩课、研究课活动。班主任和团、队围绕学制改革，加强对学生的思想工作，调动学习积极性，交流学习方法。这项工作持续了五年，学生毕业时与本校同届的六年制学生相比，在德、智、体诸方面均达到了相同水平。后由于种种原因，只搞了一届的试验就结束了。但通过这项试验，在教师中逐步形成了教研的风气，班主任和团、队工作也积累了围绕学习开展学生思想教育的一些经验。在学制改革试验时，我们发现由于片面抓课堂教学，忽视了课外活动的开展，于是，又提出让学生的聪明才智得到发展，学得更生动活泼的教研课题。各教研组在研究改革课堂教学的同时，研究制订了指导课外活动的计划，纷纷成立了学科兴趣小组。各班级又发动学生按自己兴趣自动组织起来，成立各种科技、体育、文娱之类的兴趣小组，有的是在教师指导下进行的，有的则没有教师指导(主要是高中学生)，自己找资料，自己设计研究方案。图书馆、实验室全天开放，全校形成了一股参加课外活动的热潮，出现了许多感人的事迹。一些初中学生研究壁虎是怎样脱掉尾巴的。高中的五六个学生从一本资料上看到“威尔逊云雾室”的照片，决定仿制，根据学到的物理、化学知识，以及金工、木工的手艺操作，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经过试验、失败、再试验、再失败，终于土法仿制出“威尔逊云雾室”，而且让它产生了“云雾”。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锻炼了研究能力，增长了科学知识，培养了顽强意志。文科方面也纷纷成立了各种文学小组，出壁报、编小报、写评论、搞创作，大大发展了学生的文学才能。美术小组开展创作研究，每年举办“五一”，“十一”两次创作画展，培养了一批“小小画家”。航模、船模、无线电小组活动更是普遍开展，从装配单管收音机到多管收音机。集中抓课外活动，也锻炼了教师，发挥了有特长教师的作用。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取得了发动和组织课外活动小组的经验，摸索出了一套课外活动的管理办法，课外活动成了学校的一大特色。为此，1960年我代表学校出席了全国文教群英会。
结合学科特点开展教学研究是经常性的工作。1956年语文学科进行汉语与文学分科教学的试验，开展了教学研究(后来也由于种种原因，没有继续下去)，接着就又研究读写结合。外语学科始终抓住听、说、读、写的综合训练进行研究。数学学科一直研究“精讲多练”(这是当时的提法，确切地说，·应该是“精讲精练”)，推广了一位数字老教师精选作业的经验，数学组几年来一直在精选习题上进行研究。理、化、生学科坚持进行加强实验研究，包括边讲边实验和指导学生实验两个方面。历史学科研究史料和观点统一的问题。地理学科研究地图教学问题等等。班主任工作是研究对班干部的培养和班主任工作与团、队相互配合、协调等问题。虽然以上这些项目研究层次比较低，研究方法比较原始，但由于抓了教学研究，而且有一定的持续性，也就逐渐形成了校内的一种教学研究气氛，培养了一批有一定研究能力的骨干教师。
在教学研究过程中，学校领导班子成员分别投入到各项研究工作中，与教师一起研究。我体会到，要领导教学研究，自己一定要多学一点东西，多学一点教育理论，多懂得一点教学规律，多懂得一点有关学科的知识，这样，才能有发言权。不仅向书本学习，还要向教师求教。只要诚心诚意请教教师，他们定会热情帮助。花功夫认真学习，不懂就问，领导教学研究就有了主动权。
学校教育质量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师资队伍的水平和他们的积极性。学校三大“基本建设”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是师资队伍的建设。
要办好学校，就要团结人。“团结就是力量”。要团结人，就要对教师多关心、多帮助。关心要全面，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都要关心。帮助也是全面的，更重要的是思想上、业务上的帮助。
关心、帮助，就能团结人，增强凝聚力。教师凝聚力的形成，不能单靠物质刺激。那时，根本谈不上什么物质刺激，可是教师工作积极性很高。加班没有加班费，但加班是常事；班主任没有津贴，大家也愿做班主任。当然，领导班子成员本身也要有奉献精神。在团结人的基础上，对不同的教师要区别对待，做到“知人善用”，“人尽其才”。
长期从事教育的老教师，教学经验比较丰富，一般地说知识也比较渊博。但有时接受新事物比较慢一点。在教学改革过程中可能起步迟一点。对他们不能要求过高，操之过急，要尽量发挥他们的长处，用其所长。当时师大一附中数学、语文、外语、物理、生物、体育等教研组都有好几位这样的教师，他们被称为教研组里的“活字典”，教师碰到教材中的难点，如有些典故的出处、词汇的解释、难解的题目、实验的处理等，常常请教他们，他们也都能热情指点。我是尽量发挥这些老教师的作用，在工作上照顾得多一点，工作量减少一点，排课时尽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我校取消坐班制，首先就是从这些老教师开始的。几年来，在他们的影响下，骨干教师成长较快，也形成了教研组内相互切磋、讨论的气氛。
对青年教师，我是既严格要求，又热情帮助。做学问，搞教学，要有严肃的科学态度，严谨的治学方法，严格的基本训练。新教师报到后，我都要找他们谈话，向他们提出：“要当好一个教师，首先要站稳三尺讲台。”鼓励他们安心，认真教学，并且要求他们当几年班主任。告诉他们只有把课堂教学搞好，才能树立威信，班主任工作才能做好。我还让青年教师与老教师搭配在一起，让他们跟班听课，提倡新老教师互相帮助。我还为青年教师排足课时，担子重一点对他们的成长有好处。
要使学校办得有特色，一定要有一支骨干教师队伍。他们是形成良好校风和教学改革的主要力量。要求骨干教师的教学有自己的特色，带头搞教学改革，还让他们参加党课学习，有的送出去进修培养。对骨干教师的教学改革，我基本上都是全力支持的，只要有新的设想，新的尝试，且符合原则，我都支持。如特级教师张思中在“反右”运动中受过不公正的待遇，大学毕业后分配有困难，我大胆地接受了他。他肯干，有一股犟劲，我就发挥他的长处。他改革俄语教学，我就支持他搞试验。搞改革一开始就要求十全十美，可以说是一种不近人情的“苛求”。他的起步是艰难的，曾受到各种非议，但我公开支持他的试验，经过多年的努力，他的“适当集中，反复循环，阅读原著，因材施教”的外语教学方法，终于被许多学校的教师采用，今天已成为有相当影响的教改试验。再如特级教师陆继椿，是师大一附中毕业后留校的。他肯学习，有独立思考能力，我就送他去华东师大接受培养，后来在教材改革方面作出了成绩，并影响到全国。几年来师大一附中各门学科教师以及班主任中，都有一些有一定教学特色和工作特色的教师。此外，我还注意培养课外活动的指导教师，关心他们的成长，创造条件让他们施展才能，在指导科技活动，开展音、体、美课外活动以及团、队建设等方面，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为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发展学生才能，组成了一支骨干教师队伍。
由于工作需要，1964年我离开了师大一附中，调到上海市教育局，先是负责政教处工作，后又负责教学研究处工作。不久“文革”开始，教育事业遭到空前破坏。我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在“五七”干校劳动锻炼。1972年我调到同济大学在教育革命组(后改称教务处)工作了6年，主要是分管基础课教材的编写工作。那6年我虽然离开了普教战线，但对高等教育有了一些了解，这对我以后继续搞普通教育的教学研究是很有益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1978年我又回到市教育局，继续负责教学处工作。当时不少学校的教学情况十分混乱，面临的任务是：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精神，对教育工作进行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就是要冲破“禁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使上海的普通教育在恢复中发展，在恢复中创新。
为了整顿和恢复学校的教学秩序，加强对教学工作的领导和管理。经过调查研究，我会同教学处的同志研究制订了上海市中小学教学工作的几个文件，即《中小学校长、教导主任领导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教研组工作和组长职责》、《教师备课的几点要求》、《中学实验室管理和实验管理员职责》和《中学生学习与作业的基本要求》。
文件制订后，下发至各区(县)，由各区(县)转发至各中小学，并组织学习讨论。为了帮助学校领导领会文件精神，我基本上跑遍了所有区(县)，向中小学校长作报告，并组织教学处人员检查落实情况。这项工作对当时拨乱反正，恢复正常教学秩序，加强对教学工作的领导，起了积极的作用，受到了欢迎。
1980年初，我在全市中学校长会议上就当前学校教学工作中的问题作了一个报告，提出了“智力”、“能力”问题。在这个基础上，由市教育局归纳为“加强基础、培养能力、发展智力”十二字，作为学校教学工作的一条指导性原则。这个报告对当时的教学工作起了促进作用，学生的智力和能力开始得到重视。为了使这项任务落实到各学科教学中去，我又组织各学科教研员根据本学科特点，拟定了各学科课堂教学中贯彻“十二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做法。并形成了《当前改进中小学各学科课堂教学的意见》这一文件，下发至各学校，使“十二字”的教学要求落到了实处，推动了教学改革。
我在教学处短短的五年时间里，以上这两项工作总算对全市中小学教学工作起了一点作用，留下了一点痕迹，为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做了一点奠基性工作。
1984年，我调任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当时，教育科学研究所刚成立，条件极差。教育科学研究尚未引起各方面的重视，缺乏教育科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教育科学研究所本身又没有一支像样的研究队伍，没有像样的研究条件，缺乏经费，缺乏资料。我在这种环境下工作是艰难的。初创阶段，只能是做一点打开局面的工作，例如：推动各区(县)设立教育科学研究室，形成市区(县)两级教育科学研究网络机构；举办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学习班，培养科研骨干队伍；设立教育科学研究成果论文奖，并建立评奖制度，每二年评选一次，以推动群众性的教育科研工作；召开科研课题规划会议，规划全市科研课题；在教科所内部组织力量进行课题研究(当时主要是研究中小学办学水平的评价)等等。以上这些基本上都属奠基性工作，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在今天对全国有一定的影响，主要是后任的几位所长和全体科研人员努力的结果，我实际上没有做什么工作。
我还当过上海市第六届政协委员、国家教委兼职督学、上海市中小学课程教材改革委员会顾问和中小学教材编审委员会副总编审。我于1988年离休。离休后继续参加课程教材改革工作和教科所有关课题研究等活动。
我把自己的教育生涯写出来，仅仅是作为个人的历史回顾。但愿后来者在我这颗小小的铺路石子上，筑起一条宽广的大道，迎接更大规模的教育改革。
